马家辉家里，目光所及，最多的东西是书。书架见缝插针地竖立在书房、客厅、卧室甚至过道上，“专业书虫”的绰号果然名不虚传。

　　打开“专业书虫”自己写的书，个人的经历、成长的故事、爱恨情仇的种种分布在文章的各个角落里。

　　他的时间表经常都是排得满满的，满得让人怀疑他哪来的时间看书。比如这一天，3月27日，上午接受采访，然后午饭也没吃就赶到香港大学一场“两岸关系何时了——从台湾政治风气剖析台海关系”的演讲做嘉宾，讲罢又立即驱车回香港城市大学——他目前供职的学校——开会去，然后是见自己的医生，晚上又有几个朋友约了吃饭……

　　不过，生活的忙碌并没有成为他不看书的借口，二十多年来，他坚持每天读书、记日记。从少年老成到中年感慨，这个香港才子丝丝点点计算着自己生命的每一寸脚步，再通过文字兜兜转转表达出来。人到中年的他，身上有着一些既矛盾又统一的东西，既有江湖味又有书生气，就算几年前担任《锵锵三人行》嘉宾之后收获众多女粉丝，有时也免不了感叹“中年是一碗失去药效的廿四味，无论是倾尽或细尝，都是难以下咽”。

　　崇拜李敖

　　李欧梵在给马家辉的影评集《江湖有事》所做的序言中说：“香港文化人的‘英雄榜’中鲜有人像马家辉一样，可以港台双栖、经验丰富，既可在九龙城‘方荣记’品尝火锅，听他的父字辈话说当年，又能够在台湾打弹子，享受‘敲杆’之乐——即使他自己没有亲身经历过，能把侯孝贤和杨德昌的‘少年往事’描述得如此入木三分的香港评论家，我看除了马家辉之外，不作第二人想。”

　　“港台双栖”的由头是李敖。那一年，马家辉19岁，迷上了李敖的文章，立志在21岁之前写一本研究李敖的著作，于是离港入台，来到台湾大学读心理系。

　　李敖研究的出版比原来的计划推迟了一年。《消灭李敖，还是被李敖消灭》在他读大二的那一年出版了，成为1980年代台湾青年学子争相讨论的畅销书。

　　比出书更振奋的是认识了李敖。大二下学期的时候，一老一少已经成为朋友，李敖曾经对当时的“小马”说：“胡适曾对我说：‘李敖，你比胡适更了解胡适。’现在我也对你说：‘马家辉，你比李敖更了解李敖。’”

　　那时候的马家辉，经常到金兰大厦李敖家里，一边帮忙整理剪报，一边聆听李敖笑傲江湖。年轻的马家辉心高气傲，在大学里和同学的关系并不是很好，反而和李敖等一班老江湖成为好友，因为“他们年纪大，能容忍年轻人的傲气”。

　　1997年，李敖出版的回忆录中，把马家辉的名字列入了他的生平所交好友名单。对于自己偶像的认可，马家辉公开承认：“这便是我自认的一生最大成就。”

　　毕业之后，除了在广告公司担任创意文案的短暂工作，以及中途到芝加哥大学和威斯康辛大学读硕读博之外，他的工作就与媒体分不开了。

　　在台湾锦绣出版社《大地地理杂志》担任旅行记者的日子是他至今念念不忘的一段时光。投资者有大志又舍得花钱，所以，他便背起行囊和摄影记者一起穿梭于泰国、越南、缅甸等东南亚国家，在一个国家一呆就是半年，探索风土人情。“回来只要写个两千字的稿子，太爽了。可惜后来杂志倒闭了。”后来他替台湾华视到大陆拍摄节目《海棠风情》，又在大陆各地漫游，见识各种山水传奇。

　　1997年1月，马家辉和妻儿还住在台北大直。春节前的一个晚上，一家人散完步回家，电话响起，是台湾著名报人、《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创办人高信疆先生从香港打来，高先生在电话那头说，“你一个香港人，在台湾干吗啊，来《明报》工作吧。”隔天早上，他便坐上了返港的飞机，结束在台湾的生活，到《明报》任副总编辑。

　　差点跟舒淇演对手戏

　　专栏作家毛尖讲过一个故事，叫“马家辉的抉择”：“江湖传说马家辉当年有过一次痛苦的抉择。两件好事同时降临：一是和舒淇演对手戏，一是主持龙应台的演讲。实在决断不下，他去征询朋友意见。朋友都说：那还用问吗？！马家辉误会了朋友的凛然正气，去主持演讲了，多年以后大家还在替他惋惜，否则，今天《色·戒》真没梁朝伟什么事。”

　　马家辉证实，陈可辛导演是曾经找过他，演一个教授，和舒淇演对手戏，不过是他自己决定去主持龙应台的演讲，因为那是他和徐克一起办的一个活动。

　　除了电影梦，还有一个是很多少年都有的“黑社会梦”。香港电影《蛊惑仔》里面的纹身少年们喋血厮杀经常发生的地点湾仔，就是马家辉成长的地方。小时候，他在大排档吃早餐的时候，“忽见一人拔足狂奔，后面有人持刀追斩，男子终于身中多刀，那股喷射出来的血腥掩盖了我手里的那杯咖啡香”。

　　他有一个舅舅是瘾君子，小时候就曾目睹舅舅毒瘾发作，索钱不遂，拿刀斫杀其父。他曾在另一位没有毒瘾却有赌瘾的舅舅的洋服店打工，每晚都看到洋水手和土吧女揽腰走过。那种带有黑社会特征的诡异氛围给他带来神秘的亢奋，惨绿的童年经历让他常常幻想自己也身在黑社会。他在黑社会电影里寄托少年时代的“理想”，最爱背诵的诗句是“为女死，为女亡，为女走入杂差房”。可惜个子长得不高，又瘦又白又深度近视，终究与黑社会无缘。

　　因为父亲是《东方日报》的总编辑，孩子半夜醒来时，总会见到父亲做版回来，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后来选择了走进媒体圈，到现在进了学院大门，“整天要装假道学”。

　　不过，他的“黑社会梦”依旧没有泯灭。“香港的大学教授在连续工作6年后，会有一整年的带薪假期，我有时在想，不如用一年的时间去做一个‘泊车佬’，就是黑帮电影经常有的车库看车的那个角色，很酷啊，又可以不要用脑，多好啊。”说完一脸的坏笑。

　　做大格局副刊

　　到了《明报》后，马家辉创办了“世纪”人文副刊，一改之前香港报纸副刊上充斥饮食男女市井八卦的“豆腐块”专栏的小格局，拉大篇幅刊登名家文章，每天有一大块的3000字长文，选题囊括古今中外，视野遍及内地港台。他约请名人大家写连载文章，做出香港报纸里的“大格局”副刊。

　　1998年，他回归学院，到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任助理主任，负责安排校内公选课，但自己不上课，反倒是在香港大学开了课。其他时间仍未脱离媒体的工作，依然兼任《明报》世纪版的创意顾问，依然为这个自己一手打下的江山掌舵。有时候，还要参加电视台的节目录制；每周在香港电台还有两次节目，每次清谈一个小时；《明报》上的专栏每天都准时与读者见面……

　　“写那么多，累不累？”

　　“倒不会，文化人平常总有很多想法，把这些写下来就可以。不过，就算是五六百字的专栏，都是很讲技巧的，因为要在这么小的篇幅里讲一个完整的故事或者表达一个观点，其实很难的。我现在写专栏有一个策略，周一周二大家精神比较好的时候讨论一些严肃沉重点的话题，周三周四讲一些相对好玩的观点，到了周末大家都休息的时候，就会写一些小故事小笑话。”

　　学者、传媒人、编辑、客串主持，在众多的身分头衔中，马家辉自己最看重的是“作家”。他无论写哪种文章，从来都穿插着对文学、文化、政治的论述及个人的回忆。在关于天星码头的社论文章里，他用码头铜钟的拟人口吻与现在的香港年轻人对话，这是他有意识尝试的方向，一方面用文学化的笔调来描述政治文化中的强硬与吊诡，一方面又让一时性的昨日事成为可以流传下来的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