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中国辞书事业终身成就奖”在江苏常熟揭晓，全国有9位辞书工作者获此殊荣，其中有一位温州人，他就是黄鸿森。

　　“中国辞书事业终身成就奖”是我国专门为在出版社、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中长期从事辞书事业的专家学者设立的国家级奖项，是辞书界的最高荣誉。迄今为止共评出两届，第一届有12人获奖，获奖者多为在辞书编纂、出版、研究领域德高望重的辞书界前辈。

　　我与黄鸿森先生素昧平生，以前也没有听说过，是市台办王微芳向我推荐的。后来我在市图书馆的《温州读书报》上看到了他对家乡满腔热情的作品，知道他文章迭出，遣词造句严谨。这次北京采访，我才真正读懂了黄鸿森。他是位传奇式人物，正式学历只有小学毕业，然而他却成了一位俄文翻译专家，而且还成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资深编审。在他的人生道路上充满坎坷，凭借执著的勤奋走了过来。他家的客厅里，摆放着新近颁发的“中国辞书事业终身成就奖”奖牌，他的脸上洋溢努力后的欣慰。我们的话题也就这样开始。

　　见证中国辞书发展

　　专栏主持：金辉 记者(以下简称金)

　　采访对象：黄鸿森 翻译专家 中国百科全书出版社编审(以下简称黄)

　　金：王微芳说起您荣获“中国辞书事业终身成就奖”，这是对您从事辞书工作的褒奖，以读者的名义向您祝贺。

　　辞书是“无声的老师”，常年与我们为伴，随时释疑解惑。编辞书也是一件苦差事，“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编纂者既要有辞书学的造诣，又要有深厚的学术功力和宽广的知识面。如果不具备这些素质，那是断然编不好辞书的。您作为中国辞书出版界的老前辈，获此殊荣有何感言？

　　黄：谢谢。此时此刻，我最想说的一是感谢，感谢家乡报纸读者的关爱，感谢中国辞书界的青睐，给我了工作的机会，再苦再累我也是愿意的，如果我的冤案没有平反，也是没有今天的。二是惭愧，辞书界知识渊博的学问家大有人在，我也算不了什么，即便我们编辑辞书也不是什么都懂的。辞书面对的是上至教授院士，下至中小学生，编纂者责任重大。这个奖只是见证1979年我进入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以来中国辞书的发展历史。几十多年来，我一共参加编纂百科全书17种，参加翻译辞书9种，工作量是不小的。

　　金：您参加《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编纂工作，去年还出版《回顾和前瞻—百科全书编纂思考》，新著对《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的编纂进行了反思，对第二版的规划提出设想。听说中国辞书界专家称赞您目光如炬，心细如发，不愧为“编辑楷模”。这也许是您获得“中国辞书事业终身成就奖”的依据吧。您能介绍一下参加编纂的经历？

　　黄： 1979年，“文革”虽已结束，但组织上还没有给我落实政策，我仍在北京郊区劳动，不过商务印刷馆已约我翻译《神话辞典》。一天，我在北京图书馆查找资料，遇到了老友金常政先生，他说，国家已成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并筹划编纂《中国大百科全书》。这信息让我激动不已。经过金常政、张曼真伉俪的推荐，时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副总编的阎明复先生对我十分支持，希望我下定决心。于是，我进入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立即被送上《中国大百科全书》首卷《天文学》的编辑前线。我经历分支编辑、成书编辑、下厂通读校样三个阶段，全卷书稿读了两三遍。继之，又参加了《环境科学》、《力学》、《矿冶》、《交通》、《建筑》等学科卷的编纂。由于我参与体例的起草、框架的设计、条头的厘订、定义的商榷和稿件的审读等工作，做起来还算顺手，也挺感兴趣，这大概同我翻译过《苏联百科辞典》、《神话辞典》等多种辞书，受过百科全书的熏陶有关。

　　在监狱里从事书籍翻译

　　金：确实啊，您是中国辞书出版界的资深编审。听说以前您是搞翻译的，而且还翻译出版了好几部大部头作品，是这样的吗？

　　黄：那是在监狱里和出狱后在北京编译社十多年的工作。1949年上海刚解放，27岁的我就考进中共中央华东局创办的华东新闻学院学习，4个月后分配到北京新华社当资料员。第三年，在审干运动中，我因历史问题隔离审查了三年后被定为“反革命”，判刑5年。

　　幸亏我自学过俄文，在狱中被分配到清河翻译组接受改造。我先是参加翻译《苏联百科辞典》，此书1958年由时代出版社出版，它是《苏联大百科全书》的“简本”。在这里我一边翻译，一边学习，确实学到许多东西。后来，我还参加翻译《简明经济学辞典》，主持翻译《政治辞典》等。另外，我还按照出版社要求，根据《苏联大百科全书》撰写了近100篇作者传略(从柏拉图到亚当·斯密再到尼采)和内容简介，此书分3册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做这些都是隐姓埋名的，只署笔名。《世界通史》是我国迄今为止篇幅最大的一部世界史译著，我翻译了其中的古埃及史、古希腊史，由三联书店出版。清河翻译组同北京编译社有业务关系，我刑满后就被安排到北京编译社从事专业翻译工作，主要任务是主持《世界通史》第六卷、第八卷、第九卷的校订定稿工作，直至“文革”中编译社撤消。尽管有牢狱之灾，如此，我还算是幸运的。

　　金：五年班房对于您来说，是不幸，也是一所学习的学校啊。那您在入华东新闻学院学习之前，都在瑞安生活吗？对那时的情景还有印象吗？

　　黄：我老家在瑞安城关，记事时就住在衙后街，房子是租来的。父亲是小学教师，我6岁时，他便病故。我是在鲍震庚先生当校长的小学里免费读完小学，拿到毕业证书的，这也是我唯一的正式学历。家里穷，只好到城关西门一酒坊当学徒。两年后酒坊倒闭，又到温州府前街松林斋印刷店当学徒。

　　抗战爆发，才十六七岁的我血气方刚，参加抗日。我考入永嘉战地工作人员训练班。我的姑父周志侨在温州办过《瓯海公报》和《瓯海民报》，我在训练班毕业时，试着写了一则“本报讯”，得到姑父的肯定，刊登了。从此，我就喜欢上了新闻工作。我参加了永嘉县战时政治工作队，这是中共地下党领导的救亡组织，到穷乡僻壤从事抗日宣传和推行二五减租。

　　前面已经提到，新中国成立后我进了华东新闻学院学习，开始了我人生征途的转折。

　　金：真是人生坎坷，坎坷人生。像你们这代人付出的代价确实很高，这是一个时代转型期的动荡。您在这些经历中虽然都没有谈到您的学习经历，可是我想您一定是非常用功的，您的学问是自学攻读积累的吧？

　　黄：那也谈不上，只是我从小觉得读书是美好的。年轻时就想：一个人只会一种语言是不够的，应该还要懂一门外语。我的俄语是业余自学的，口语不好，只能是“哑巴俄语”，不过笔译还是可以的。入狱后，我让弟弟给我寄来吕叔湘、朱德熙合著的《语法修辞讲话》，这本书我不知翻了多少遍。因此，我搞翻译时，就把学习重点放在俄汉两种语法的比较上，尤其重视虚词的应用，保证了翻译质量，同时也提高了自己掌握两种语言的水平。

　　诊断《开国大典》的故事

　　金：当记者的都知道名记者李普采访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典礼。他写的《开国大典》报道，是新中国新闻经典作品之一。他在回忆采写这篇作品过程时，毫不掩饰地说到了您对《开国大典》的遣词造句的批评。他说，黄鸿森说得很有道理，心悦诚服。您还记得此事吗？

　　黄：有这么回事。那是我在担任全国性报纸编校质量评审委员时写的，后来收在《报刊纠错例说》中，题目是《白圭之玷——重读〈开国大典〉》。李普先生的名气很大，我在华东新闻学院学习时就读过这条新闻。他把开启一个时代的庄严盛大的庆典，用生动的新闻笔法，浓缩在800字之中描绘出来，写得层次井然，气氛热烈，很不容易。也许是时间匆促，稿子在词句上存在一些毛病。如毛泽东当时的职务。报道开头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这是不对的，这个头衔是后来的事。当时他的职务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报道中写到毛泽东主席在会上出现，不宜放在状语位置。报道说：“当毛泽东主席在主席台上出现时，全场沸腾着欢呼和掌声。”似可改为：“毛泽东主席登上主席台，全场沸腾着欢呼和掌声。”如果能写上他登上主席台的时间，更好。还有“各委员”的“各”，省去为好。另外，还有两个词语值得商榷。报道说“毛主席亲自开动有电线通往广场中央国旗旗杆的电钮，使第一面新国旗在新中国首都徐徐上升”。这句话有两个问题：一是，动宾搭配不很妥帖。“开动”一般用于需要较强功率驱动的对象，至于“电钮”，“按下”就可以了。二是，按下电钮，国旗升起，没有必要加个“使”字。“使”既然可有可无，多一字不如少一字。我说的是事，不对人。

　　我当“评报”委员期间，在国家新闻出版署机关报《新闻出版报》开辟《读报拾零》专栏，在全国记协机关报《中华新闻报》开辟《报海求疵》专栏，又应多家语文刊物和新闻专业刊物之约，一共写了200多篇文章。讨论了1000多个例句，结成《文章病案》等三本文集。香港作家黄仲鸣先生送了我一顶“文章医生”的桂冠，不过我的“医术”比起“名医国手”叶圣陶先生等还差得很远。我的主观愿望只是想为祖国的语言文字规范化尽绵薄之力。

　　金：叶圣陶先生生前开过“文章病院”，而您像叶先生那样孜孜不倦为文章“望、闻、问、切”，成了名副其实的文章医生。我们当记者的天天与文字打交道，不时有错别字漏网，您作为文章医生对我们有什么告诫吗？

　　黄：错别字，我是很体谅你们的，只要勤查字典便能纠正。可我对报纸上出现的“日前”、“近日”很反感。我几年前写过《十个月以前，能说是“日前”吗？》一文。可是这种“日前”现象，至今并未消失。“日前”这个词是“躲猫猫”，在糊弄读者。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等辞书解释，“日前”应解作“几天前”。“几”是多少？《现代汉语规范字典》，释作“二至九之间不定的数目”。而现在一些记者编辑为遮掩“旧闻”故意含糊其词，几个月了，仍用“日前”。同样，“近日”也是糊弄人。

　　金：在您的人生道路上，您的经历非常丰富，您的人生感悟是什么？

　　黄：人生如同一叶扁舟，在茫茫的人海里随风漂荡，我的生活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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