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每当谈论贵州历史文化之时，人们往往言必称尹珍。一千八百年前的尹珍，已成为证明贵州文化源远流长的名片与象征。这个现象，可作多方面解读，也引人深思。

尹珍塑像

尹珍事绩最早见于东晋常璩所撰《华阳国志》以及南朝宋时范晔所撰《后汉书》。《后汉书·西南夷传》有这样的记载：

“桓帝时郡人尹珍，自以生于荒裔，不知礼义，乃从汝南许慎，应奉，受经书图纬。学成还乡里教授，于是南域始有学焉。珍官至荆州刺史。”

上文的标点为笔者所加，不连标点，原文不过寥寥五十一字。《华阳国志》内容亦大同小异。

中国史志汗牛充栋。尹珍其人其事入录“一志一书”古籍经典，自有其存在的理由。不过，重读上述文字，在正面简介的背后，似乎令人读出一点主流强势文化对边地弱势文化俯视的姿态。因此，贵州宿儒陈福桐先生就曾置疑：果真尹珍之前贵州境内全属文化荒漠，尹珍归来才“开南域之学”，又何能产生尹珍这样有相当文化基础的人出去向许慎、应奉求学？像许慎这样的大经学家、大文字学家，又怎么可能把一个“不知礼义”的荒裔青年平步登天地收为门徒呢？所以，尹珍应该是当年牂牁一带很有眼光的敢于闯到文化发达的中心区求学深造的知识青年代表，而不是无根无源，忽然冒出来的“不知礼义的荒裔”。

其实，尹珍的出现，并非偶然。今贵州正安县一带，在古时不完全是与世隔绝的蛮荒之区。贵州经济开发与文化开发，从古就是由周边向黔中腹地延伸的。秦统一中国之前，就在今四川设置蜀郡，在川黔湘鄂边境设黔中郡。巴蜀文化从北向南流入，黔北正好得风气之先。湘楚文化从东向西传播，正安靠近黔东，亦首受其益。秦始皇开“五尺道”，汉武帝修“南夷道”，首先都进入黔北及黔西北。而正安、务川一带汉墓的发现，也说明汉文化早已进入这一地区。

考察尹珍的时代背景，还有一个历史事实十分重要。王莽天凤中公孙述自立为蜀王。当时控制牂牁局势的龙、傅、尹、董各大姓反对公孙述割据，共同遣使向光武帝表示归附，史称“保境为汉”，受到了光武帝的奖赏。尹珍就属于尹姓后代。尹珍的生活年代比各大姓“保境为汉”晚120年。而《后汉书·西南夷传》，恰恰是写到“保境为汉”这一史实之后，接着就写尹珍其人其事。据史载，尹珍时代夷汉大姓家族，大都是从“三蜀”迁入的。“三蜀”包括蜀都、广汉、犍为。这些大姓入黔前，均居今川西平原至川南一带。而正安正处于川之南，黔之北，恰是巴蜀文化入黔的通道，应当是古代贵州文化较早开发之地。所以，清咸丰正安知州于钟岳在《尹先生务本堂碑记》中就指出：“牂牁一郡，于全黔辟最早，去蜀最近，其文教亦必最先。”

由于尹珍所处的历史大背景，他不仅能够远道去中原求学，而且“官至荆州刺史”。荆州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尹珍任荆州刺史是在东汉中央王朝平定武陵蛮的时期。这也说明，尹珍不是一般书生，不仅办学，而且从政，得以出山到域外重要战略地区担任要职。只可惜古代史家往往对边远遐区的史事了解特少，记载稀阙，“文献不足征”而已。

文化是一种国魂、民族魂、地域魂，也是人的精魂。倘若，古代主流史家以更加开明、更加平等的眼光，来描写后进地区弱势民族的积极精神和文化精魂，我想尹珍在“一志一书”书中的被描述的调子也许会有不同，会更接近历史原本真谛。今人也不必拿尹珍替“贵州无文化”之说辩诬了。今天，我们用大视野解读尹珍，礼赞尹珍，说他是贵州文化开放的第一人可，说尹珍是古代贵州以开阔的胸襟，拥抱先进文化的代表，亦可。对于尹珍文化，是不是可以作如下的评说：它是古代贵州这样一个边远封闭的山国，山民不甘固步自封，主动打破闭塞，眼睛向外，拥抱外来先进文化，推动本土社会进步历史发展的一种开放进取精神。这不是拔高，而是用人类文化发展普遍规律的视角，审视历史。

有关尹珍寥寥数十字记载，在漫长历史长河里，并未引起后人注意。大约在明代之前，尹珍的声名一直比较沉寂。尹珍之重新登上历史舞台，主要有两个时代特征。一是贵州建省之后；二是当今改革开放“文化热”新时期。这是与不同时代的大环境密切相关的。

多年前，我曾去过正安县新州镇尹珍故里作一次调查学习。还实地访问过清代重修的尹珍讲学旧址“务本堂”。从县志办公室看到大量文献资料，突出地发现，官方重视尹珍是在明代之后。就“务本堂”而言，明万历四十年（1612）第一次重修，至光绪十二年（1886），266年间，务本堂先后五次重修。有关尹珍的事迹，留下的文献也多，明万历至清嘉庆、咸丰年间，多位知县、知州、士绅撰写的堂铭、小序、考传、碑记，都对尹珍作高度评价。清嘉庆年间，贵阳于扶风山阳明祠旁建尹公祠；遵义“三贤祠”，首列尹珍于其中。印江、铜仁、独山等地也有尹公祠。近年，重庆市南川、綦江一带，竞相考证尹珍是川南人。《独山县志》也收入《尹珍学历考》。二三十年来，贵州学界研究尹珍更是成果迭出。沉睡千年的尹珍文化终于迎来了苏醒的好时机。

当然，对于尹珍当年从事文化教育事业的规模与成就，今天也不必作过度解读，如果把尹珍讲学活动想象得太轰轰烈烈，恐怕也有悖古代贵州的实际情况。

务本堂

史志记载，尹珍学成归里，“手创草堂三楹”讲学。那个“草堂三楹”有多大呢？我看到的是一座小小的木结构三合院，一间正堂、两间横屋、正好呈“品”字形。正堂脊檩上隐约有模糊字迹，据说上面墨书“光绪十二年”字样。这是清末最后一次重修的“务本堂”。据说，现存这个旧址，比尹珍时“草堂三楹”略大，但也够局促简陋的了，能容纳的学生顶多不过几十人。

尹珍讲学活动的范围，不限正安一地，明万历年间绥阳知县詹淑在修建旺草公署时，就挖出一块石碑，上刻：“汉尹珍讲堂/唐广明元年七月六日播州司户崔礽立”。这个出土文物，是尹珍讲学曾至绥阳之证明。

既然早在东汉桓帝时期（公元147-167年），贵州就出现过尹珍这样的人物，为什么在长达一千八百多年的漫长历史长河中，有关尹珍的记载极少？这是需要深入研讨的问题，也许与贵州从魏晋以后曾经出现千年文献记载断层有关。

明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贵州始建行省，开启了贵州开发发展历史大转折。建省后，中央王朝逐渐加强了对贵州的控制和治理，在此大环境下，中央王朝派驻贵州主政的官员需要加强汉文化的传播，树立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因此尹珍便被奉为一个甚具启迪作用的典型人物。历代统治者总要通过标榜这样的人物来激励士人，树立风气，维护道统。从不断重修“务本堂”，就可以看出这个意向。

孔子说：“尹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欤？”“孝悌”二字，正是重修“务本堂”的着眼点。从这个角度看，明清时期宣扬尹珍，说是重视文化教育亦可，说是出于意识形态的政治需要亦无不可。

新的一轮宣扬尹珍，是在改革开放之后。这当然与激励贵州人树立文化自信、文化自觉有关，也与纠正长期来对贵州文化存在偏见有关。

应该说，多年来重视尹珍研究，是正确认识贵州传统历史文化的一种努力，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时至今日，我们的文化研究，理应更加坚持科学的理性态度。历史虚无主义是非科学的，而不敢正视自身的落后与不足，亦非科学的态度。早在清末莫庭芝《尹先生祠记》就在这方面有所反思。他写到：“千余年来，黔中文学之祖，必首推（尹珍）先生也。然者著述无传，里居荒忽，学者用为欿然。”欿然，就是感到遗憾。无论如何，现在我们还找不到尹珍曾有什么著作问世的线索。尹珍师从许慎，许慎是大儒，并不等于他的学生也有相当学术地位。从尹珍到明代，贵州文化比较冷清，似乎少见足以“一洗牂牁之陋”堪与全国学界巨擘相比肩的人物，这种状况至今尚未根本改变，这些都是我们纪念尹珍需要冷静正视的。实事求是，需要大勇气。

在充分看到我们贵州巨变与进步的同时，理性地剖析自己的不足，找出存在的差距，寻求追赶先进地区的正确方向，这才是有自信力的表现。对待尹珍文化研究，也应当持这样的态度。

文/刘学洙

关注生态文明

馈赠名家字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