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启迪

近期，中央多次提出要“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中央充分结合当前内外部环境深刻复杂变化以及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背景下提出的重要战略部署。上述战略部署的贯彻落实势必要立足于内需，培育强大国内市场，降低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因此，明确外需在经济中的占比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对于未来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具有重要意义。

衡量外需在经济中的占比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似乎并不困难，我们只要查询一下国家统计局每年发布的相关数据即可。Wind数据显示，2019年，消费、投资、净出口“三驾马车”占GDP的比重分别为55.4％、43.1％和1.5％，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57.8％、31.2％和11％。也就是说，2019年，内需和外需占GDP的比重分别为98.5％和1.5％，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89％和11％。另外，历史数据显示，无论是从外需占比还是贡献率来看，2000年以来外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均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态势。全球金融危机后，外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幅下降，甚至出现了贡献率为负的情况。2008-2019年，有7年时间外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负。2018年，外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甚至低至-8.6％。上述数据说明，当前外需在经济中的占比已经极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似乎已不重要，并且经常是拖累项。

数据来源：Wind资讯。

图1 1978-2019年“三驾马车”占GDP比重的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Wind资讯。

图2 1978-2019年“三驾马车”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变化趋势

传统框架计算外需贡献存在严重错误

事实果真如此吗？显然不是，这一结论明显违反常识，外需对于中国经济显然非常重要，经常拖累经济增速也不合常理。对于那些外需贡献率为负的年份，每年国家统计局发布完相关数据之后，总会有专家出来解读说不能简单认为净出口为负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就为负，但也大都是从对外贸易能够提高经济效率的角度进行解释。然而这一解释似乎仍不够完美。为了进一步深入分析问题之所在，我们首先需要回顾一下传统框架下外需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计算方式。传统框架下测算外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主要是基于收入法计算GDP的表达式：

Y=C+I+G+X-M

由于国家统计局在使用支出法核算GDP时，政府支出（G）并未单独列示，而是分别在最终消费支出和资本形成总额中核算，即最终消费支出（C）中除包含私人部门的最终消费，还包括政府部门的最终消费，资本形成总额（I）中不仅包含私人部门投资，也包含政府部门投资。因此，原式可以简化为：

Y=C+I+ X-M

其中消费（C）、投资（I）和净出口（X-M）即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三个部分的变化量与GDP（Y）的变化量之比即为各自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这就是传统框架下测算“三驾马车”贡献率的基本原理。国家统计局和主流市场机构多年来一直使用该方法来测算“三驾马车”的贡献率。然而，这一测算方法是错误的。笔者一直不清楚为什么这一经典错误延续至今。

这一测算方法错在那里呢？首先看第一架马车“消费”。根据上述测算消费贡献率的方式，只要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就一定有贡献，这显然是错误的。所谓国内生产总值，统计的是国内所有单位生产的全部生产和服务，因此在计算GDP时要扣除进口的部分。而如果把消费全部算作对GDP的贡献显然是不对的。我们假设一种情况，即本国消费全部是国外制造的奢侈品，在这种情况下，从常识判断角度来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几乎为零。为什么呢？因为消费国外奢侈品既没有使用本国的劳动力，同时也没有为本国贡献多少税收，而且还消耗外汇储备。但从国民经济核算的角度来说，消费国外奢侈品越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越大，这显然违反常识。衡量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应该是从总消费中扣除进口中用于消费的部分，剩余的部分才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再来看投资，假设投资全部是从国外进口的设备，那么显然对经济增长亦无贡献。与测算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方式相同，测算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时，也应该从投资中扣除进口中用于投资的部分，剩余的部分才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最后来看净出口，传统框架中低估了外需的贡献。为什么呢？因为在计算外需贡献时从出口中扣除了用于消费的进口品和用于投资的进口品，既然这两个部分与出口都没有任何关系，怎么能在计算外需贡献时从出口中扣除呢？最近几年经常出现净出口为负的情况，许多人据此认为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已无贡献。既然没有贡献，那是不是“闭关锁国”对经济增长更好呢？显然不是。事实上正是因为在计算外需贡献率时使用了错误方法才产生了这种误读。传统框架能够得出外需对经济增长负贡献的结论本身就说明这一计算方法必然存在错误之处。与上述逻辑类似，衡量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时，需要扣除与之相对应的进口部分，而不是全部的进口，这才是对经济增长的真实贡献。

因此，传统框架夸大了消费和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低估了外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正是因为存在错误，才使得在传统框架下当净出口为负时会得出“闭关锁国”对经济增长更有利的谬论。

使用新框架可以更加准确衡量外需贡献

有鉴于此，有必要对传统框架测算“三驾马车”贡献率的方法进行修正。我们可以将总进口M按照用途拆分为与消费对应的进口M1、与投资对应的进口M2和与出口对应的进口M3。根据上述分析，C-M1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真实贡献，I-M2为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真实贡献，C-M1+I-M2即为内需对经济增长的真实贡献，X-M3才是真正的外需对经济增长的真实贡献。根据这一思路我们对内需和外需重新进行测算。由于商务部公布的数据中并没有将出口按照三大需求进行细分，在此我们使用进口（加工贸易）来代表与出口相对应的进口部分，这样外需=出口-进口（加工贸易），内需=GDP-外需。根据新框架我们可以测算出外需的真实贡献（见表1）（详细测算原理可参见笔者曾经发表过的一篇论文《外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基于新框架的测算分析与启示》）。

表1 基于新框架2000-2020年上半年内部需求和外部需求情况

数据来源：GDP现价数据来源于Wind资讯，其余数据为作者根据计算整理。　　从表1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第一，自2000年以来外需占比经历了先上升后下降的过程。加入WTO以前，中国经济相对封闭，内需占主导地位。2000年初内需占比高达87％左右，外需占比只有约13％，外需贡献率平均也在30％以下。加入WTO以后，随着对外开放力度的不断加大以及对外贸易的高速发展，外需占比快速提升，2007年达到顶峰，至23.04％，外需贡献率在2006年达到顶峰，至34.81％，此后外需占比和贡献率均持续下降。

第二，当前外需占中国经济的比重依然较高。近年来外需占中国经济的比重较为稳定，2016年以来平均在14％-15％之间，显示外需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可能已经进入相对稳定期，未来即便是外需占比出现进一步下降速度也将较为缓慢。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虽然外需占比已经明显下降，然而这一水平依然不低。横向比较来看，2019年外需占美国经济的比重大概不到8％，大幅低于中国。由于全球经济形势和贸易环境变化相对剧烈，对外贸易容易出现较大波动，使得虽然外需占中国经济的比重低于内需，但最终对经济的影响却较大，这也是为什么经常特别关注外需变化的原因。

第三，2018年以来外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显著提升。由于对东盟国家以及一带一路国家出口增长较快，2018年以来外需增速大幅提升，改变了2016-2017年的疲弱态势。2019年，由于中美贸易摩擦外需贡献率有所下降。2020年一季度，受疫情影响外需增长变为负值，然而，由于中国疫情很快得以控制，复工复产速度极快，防疫物资出口大幅增长，机电产品出口非常稳定，使得二季度出口快速恢复，外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大幅提升。鉴于目前全球疫情形势依然严峻，预计外需的高贡献率至少能延续至2021年二季度。

根据表1的数据，我们可以将传统框架和新框架下外需占比和贡献率进行对比，如图3和图4所示。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计算整理。

图3 2000-2020年上半年内外需占比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计算整理。

图4 2000-2020年上半年内外需贡献变化情况

从图3和图4可以看出，第一，传统框架大幅低估了外需占中国经济的比重。2019年传统框架下外需占比仅为1.49％，而新框架下外需占比高达14.49％。相比于传统框架，新框架下的外需占比更加符合常识判断。第二，传统框架低估了外需对中国经济的贡献。我们以偏差较大的2018年为例进行说明。2018年，传统框架下外需对中国经济的贡献为-7.40％，然而新框架下则为21.98％。相比于传统框架，新框架下的外需贡献亦更加符合常识判断。

双循环下外需对于中国经济依然十分重要

第一，外需在中国经济中地位依然较高。新框架的测算结果显示，无论是从外需占经济的比重还是对经济的贡献率来看，外需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依然较大。外需占比可能已经进入相对稳定期，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难以明显下降。另外，外需贡献率维持在较高水平在2021年二季度以前可能也仍将持续。因此，稳定外需对于缓释中国经济下行压力意义重大。此外，虽然中国拥有全球第一大消费市场，城镇化率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然而需要看到，当前中国居民部门杠杆率已经大幅上升，以居民债务/GDP指标来衡量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仅次于美国，未来2-3年内很可能将超过美国。若以居民债务/个人可支配收入指标来衡量居民部门杠杆率则更高，截至2019年末美国居民债务/个人可支配收入为98.8％，而中国可能已经超过100％。不仅居民杠杆率已经不低，非金融企业杠杆率更是全球最高水平，政府杠杆率空间也十分有限。宏观杠杆率位于高位对未来内需增长将产生较大制约作用，不能对未来内需增长盲目乐观。在这种情况下，努力开拓国际市场，发展外需对于稳定宏观经济形势更显必要。

数据来源：国际清算银行。

注：修正前数据是指原始数据，修正后数据是指加入住房公积金贷款以及民间借贷后的居民部门杠杆率数据。

图5 截至2019年末全球主要经济体居民债务水平对比

第二，对外贸易可以显著提升经济效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经验表明，持续加大对外开放、发展全球贸易对于促进国内经济增长十分有益。中国过去几十年经济维持高速增长与积极发展对外贸易密不可分，无论是出口还是进口对于经济发展都大有裨益。从出口角度来说，可以依托国际市场满足和创造国外需求，促进就业和经济增长。目前中国已经建立了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产品国际竞争力较强，未来出口潜力依然巨大。出口还可以倒逼国内企业积极深度参与国际竞争，提高综合竞争力。从进口角度来说，进口对于提高经济效率也十分有益。一是进口可以突破资源束缚，通过进口本身不具有的各种资源，可以生产自身不能生产的产品或服务，更大程度上参与全球分工并创造更大的价值。二是进口可以创造有效需求，通过进口国外的新产品可以培育国内需求。三是进口可以促进技术进步，推动产业升级。通过进口国外先进的技术和设备，一方面可以提升本国生产体系的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对国外技术的吸收和消化以及先进设备的模仿和创新促进技术进步。总之，对外贸易对于提高经济效率大有裨益。尤其是在当前中国宏观杠杆率较高的情况下，积极发展对外贸易对于破解国内经济面临的多重矛盾更加重要。

第三，构建国内大循环需以高质量对开放为基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形成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不能简单理解为内需层面规模上的扩张。构建国内大循环的核心思想更在于“提质”，即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提高国内供给的质量。只有供给质量不断提升，才能够更好地满足国内需求，助力内需规模的扩张。单纯人为通过鼓励居民借贷增加内需等粗放型做法既不长久，也会带来其他风险。而提高国内供给质量一方面需要不断推进技术进步，促进产业升级，另一方面更需要加大对外开放力度，通过深度参与全球竞争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紧跟世界技术发展潮流和产品发展趋势。没有高质量的对外开放，国内大循环既是脆弱的，也是不长久的。不管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高质量对外开放对于中国经济提质增效、转型升级都具有重要意义。

综上所述，外需对于中国经济依然十分重要。从国际形势来看，虽然目前全球经济出现了一定的逆全球化迹象，但尚未形成主导趋势，多数国家依然愿意进一步发展对外贸易。过去几十年全球经济增速持续下降的重要原因是全球贸易增速放缓。如果任由逆全球化发展，形成贸易保护主义浪潮，势必会导致全球贸易增速和经济增速进一步下滑，届时矛盾和冲突将越来越多，是否会出现战争风险也犹未可知。中国作为全球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国，应高举新一轮全球化的大旗，积极发展对外贸易，实现与更多国家的利益融合，促进全球经济增长，这样才能维护全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环境。因此，未来一方面要积极培育国内市场，推动国内大循环的发展，另一方面要加大对外开放力度，降低贸易壁垒，拥抱全球化，这样才能实现“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重要战略部署。

作者简介：张启迪，金融学博士，高级经济师，CFA，《国际金融研究》、《南开经济研究》外审专家，华尔街见闻专栏作家，中央财经大学国际金融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曾荣获中央财经大学优秀博士论文奖，《债券》杂志2017年“十佳文章”奖。研究方向为政府债务、利率、汇率、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曾在《南开经济研究》、《财政研究》、《世界经济研究》、《国际金融》、《中国金融》等一流期刊发表过多篇文章。已发表论文62篇，专栏文章106篇，已发表论文和文章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官方网站收录数量超过6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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