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忠报国是中国文化的底层逻辑之一。从经济角度看，这个逻辑就是产业报国，创业报国，富民强国。这也是我无论阅读、调研、写作，冥冥中始终在牵引的逻辑。

这篇文章是为了回答最近不少朋友的问题：接下来的机会在哪里？

我们习惯了机会和资金供给都特别充分、易得的年代，“猪都能上天”。而眼下面临的是普遍的产能过剩和内卷加剧，外部和内部增长动能不足，市场集中度与竞争门槛提高，一二级市场水位下降，政策不时反复等等，所以觉得“做什么都难”，总想找到新的机会红利，如新产业机会，或政策扶持型机会、洼地套利型机会。

我把这一问题给了多家有代表性的VC、PE机构，等他们反馈后会专门写一篇文章，介绍VC、PE眼中的中国未来。这里主要谈谈个人理解。

从政策导向中找机会

中国经济的政策导向越来越强，各种政策支持力度也越来越大，可以说国家意志、国家资本的驱动力，已远超市场资本、社会资本。所以，要回答“接下来的机会在哪里”，首先要认真学习十四五规划等国家方略，看国家支持什么。

我接触的很多企业家对此问题的回答都是“听党的话，走市场的路”。不少投资人也说，现在是“百年未遇之变局”，国家对于安全、自主等因素的考虑不断提升，所以军工、信创、解决“卡脖子”问题、强链补链、一带一路等等，都是重要的投资主题。

其实在中国投资的很多跨国企业也是如此。去年12月，我和通用电气第9任董事长兼CEO杰夫·伊梅尔特有一个远程视频对话，他说了这么一段话：

“我经常会读中国的五年规划，也让团队去研究。如果回顾过去，我看到（在中国）投资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基础设施建设能让中国更具竞争力，如修建机场、铁路以及新的建筑。如果我在中国，（未来）我会更加注重有些大的产业方向，比如绿色技术、清洁技术，因为这些技术会有颠覆性的力量。同时，我也会将一些数字技术从消费者端转移到工业端，让工业更具有竞争性和创新性。最后，我觉得医疗对于一个正在老年化的人口是非常重要的。”

绿色、清洁、产业数字化、医疗，这是伊梅尔特看到的机会。去年和原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先生交流，他也有类似看法。他提的未来发展公式是“ESG+数字化”。当企业愿意在ESG方面真正努力时，投资者是愿意付出溢价的，数字化则会帮助企业实现上下游的数据连接，提升整个产业链水平。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19篇65章7万多字，看完不容易，我给很多企业家的建议是，让秘书把其中的20个专栏打印下来，大致就能看到未来的产业、技术、区域发展等方向。

现实中的机会状况

政策导向解决的是宏观大方向问题，14亿人的日常生活，近1.7亿市场主体到哪里找饭吃、吃好饭，又是很现实、很具体的问题。

我举几个最近接触的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一位滴滴司机。

他来自河南南部某县。17岁就到广东学美发，干过N多小生意，折腾了近十年，去年到上海在川沙租了个房子，开出租。老婆带着两岁的孩子跟他在一起。每个月收入1万多元，最好的情况（每天开14个小时左右）收入1.7万元左右，很满意。他这十年，最大的感受就是自己开店难。开个店要投十几万乃至几十万，不确定性很大，不仅钱投进去，人也陷进去，干不了别的。而开滴滴最大的好处是只要干就有钱挣，且除了抽成没有什么别的交易成本。不像父母在老家镇上开饭馆，求人来吃饭，官员和亲戚有不少赊账，也很难讨要，交易成本很高。最后父母干脆把饭店关了，只做早餐。因为是门面房，没有租金，早餐五块、八块、十块的，都是现金，所以这个生意还能做下去。

他所在的县，出去打工的人很多。当地有两种生意很热火，一是到各地特别是广东收毛线，清理好再卖出去；二是“跑票”，就是帮各地的各种演出推销票务，主要是找到有“话事权”的官员（如武装部部长、县市某个常委），让他们给相关企事业单位打招呼，一买几百张（如每张500元），演出都会有个正确的名头，领导也方便说话。靠着在各地“跑票”，县里有人挣了几百万、几千万。他们事先和演出方谈一个最低票价，中间的差额就是市场空间。

政策导向是高大上的机会，而很多地方普通人的营生则是这样的机会。我打出租常和司机聊天，很多都自己创过业，但现在都不创了。因为不确定性和失败概率很高，万一还不上债，还可能列入失信名单，有诸多限制。

没有太高学历、关系、背景的普通人，很难有高大上的创业机会，而一般开店办厂做生意的难度也越来越大，所以很多人选择了外卖、快递、出行等平台，以获得确定性收入。

这种情况令我感到，大部分普通年轻人现在希望的是成为旱涝保收的自主职业者，而不是当小老板。高校毕业生则集中于考公考编考研。所以，“谁还愿意当老板”已经是一个问题。民间的创业风险偏好在收缩，不愿冒险了，很多人也冒不起险了。

为什么一定要保护好、发展好平台经济？我也有了新的理解。平台很可能是今天中国最大的工作舞台。通过平台，供需直接对接，劳动者立即得到回款，交易成本很低，不像开门做生意有那么多麻烦。

第二个例子是春节期间和几个同学交流，讨论的主题就是机会在哪里。

一位做展览的同学，前几年做了不少政府博物馆、规划馆、主题馆等，因为应收账款多，现在基本不做了，改做零展。他说零展像办婚礼，不付钱不搭建，最多有10%尾款收不回的风险。疫情结束后，线下展览、海外展会还是有很大市场的。

一位做不良资产处置的同学的体会是，做不良处置，民企和国有比只有一个优势，就是内容运营。国有公司有低成本资金优势，银行和银行系不良资产处置公司之间还可以左手倒右手，加上很多资产已经供大于求不好处置（如房地产），所以一定要走运营之路，也就是从不良资产包里找到一些通过运营可以增值的资产。他把一个仓库改造成了办公园区出租，还经营了一家老人护理院，都是年年有固定收入和利润的资产。他说自己特别幸运的是三年前就不再碰新的房地产项目，旧的慢慢消化，差不多快完了。虽然总的管理规模比以前降了很多，但安全上岸了，吃的香睡的稳。

还有两位同学，一个不久前到新加坡考察，一个已经在泰国投资。他们看到的是新加坡作为亚太节点性总部的机会和泰国与欧美日等经济体关系良好的优势，如果在泰国投资建厂，取得泰国原产地证书，能绕开一些贸易壁垒。

他们说，走出去有风险，不走出去也有风险，哪里都有风险，关键是趋利避害，适应环境，长期坚持。像海底捞，2012年就去新加坡开店，海外业务一直亏损，截至目前海外已开了100多家店，盈利在即。去年底，海底捞海外业务分拆，以“特海国际”的名称在香港成功上市，第二战场已经建成了。

第三个例子是1月份我在普陀区参加一个论坛时，和几位企业家关于价值创新的交流。

上市公司麒盛科技董事长唐国海说，麒盛做的电动床、智能床，对人在睡眠过程中的各项指标进行数据分析，“让床会说话”，找到了一个新的增长点，2022年冬奥会就用了7000张他们的产品。他们还在嘉兴市秀洲区做了“家院融合·养医护智慧照料项目”的试点，社区工作人员通过智能设备为老人提供日常照护服务，对老人的安全、健康问题远程监测，这样可以减少人力的投入。

为了研究老人照护，他们做了详细调研，发现今天的老人院有一半左右床位是空置的。这和一般人的想象大为不同。原因是，很多老人院的服务水平远远达不到老人的期望值，“有的地方甚至像喂牲口一样，觉得只要塞饱饭就行了”。中国不是没需求，是没有好的供给，是现有供给在相当程度上的空置和浪费。

宏观上说要转型升级，微观上就是价值创新。比如全球70%以上玻璃镜子在中国生产，竞争激烈，看起来已经很难入局。但上海一家企业“睿光新材料”，用了4年研发出了非玻璃、轻量和不碎的纳米镜，改变了镜子在人们认知中“玻璃材质、重、坚硬、易碎”等印象，就打开了新市场，很快就冲上了日本亚马逊的销量排行榜。

青山资本的创始人张野说，现在新消费投资很弱，很多投资人不看好，但2022年青山资本在新消费领域的投资还增加了。他看到的机会至少有6个：东南亚电商的进一步渗透带来新品牌的机会，和身形有关的细分定制化产品的标准化交付，集体情绪带来的符号型机会（如潮牌），VR/AR产业临近拐点将打开人机交互的全新可能，生物合成等新材料带来的鞋服新品牌机会，电动车、机器人产业和供应链溢出到轻量级消费品的机会（如便携储能、家用储能）。

通过以上实例可以看到，随便做做就能赚钱的机会大大减少了，新时代对把握机会的能力有了更高要求，你要么踏实苦干，就像出租车司机每天干够多少个小时，要么能价值创新。都不简单和轻易。

通过改革把机会放出来，让出来

我一直鼓励市场主体走“价值创新-组织韧性-企业家精神”的道路，但也真实感受到，无论是民间创业还是民间投资，现在比较缺乏活力。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经济在实际运行中，体制性的要求、体制化的程度、体制对机会和资源的控制性不断加强，而体制化运行的成本较高，效率较差，同时还挤占和压缩了民间的发展空间。市场经济并不怕法治化、正常化的监管，这样的要求是合理的，怕的是行政性力量的朝令夕改和自由裁量权的不可捉摸。

这些深层次的问题，不是靠政策吹风就能彻底解决的，还是要通过深化改革，稳定预期，真正把民间活力激发出来。

站在政府立场，也要意识到，如果社会的、民间的力量不能激发出来有所作为，提升整个经济的运行效率，那么政府介入的越多，参与的越深，长期看一定会越多地成为包袱。现在太多人希望重归体制，并非福音。

我们需要坚强有力的政府，有为的政府，但不等于庞大的、自身不断扩张的、习惯微观干预的、让市场主体产生“找市场还是不如找市长”意识的政府。

确实到了向改革要活力的时候了。

一是存量改革。

中国有巨大的存量经济资产，如国资国企，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如能盘活，就是充沛的活水。这些资产的货币化、市场化、社会化，有巨大潜力。特别是服务领域。服务是苦活细活，做的好就充满生机，做的不好就无人问津，非常需要有创意、懂运营、善创新、能吃苦的社会力量。如果都让政府或国企主导，其结果很可能就像那些整天借新还旧的园区、小镇，产出不理想，也很难持续。

二是农村改革。

乡村振兴是重大的、重要的使命。农村也有庞大的资产。要通过城乡互动的方式注入创意、资金和资源。但前提是农村的土地流转制度需要突破。我前一段碰到的一个滴滴司机说，家里有70亩地，算不少了，但他父亲在农闲时还到杭州收废品挣钱，说明单靠小农经济自身的低价值作业方式很难实现振兴和富裕。农村要形成特色产业，就需要产业化、市场化、专业化的人才和资本，他们如何下乡、下沉，不是靠觉悟，还是要靠机制。

三是公共服务改革。

以医疗为例，在政府财政吃力、医保增长乏力等背景下，公立医院的继续扩张面临巨大压力。曾任“中欧卫生管理与政策中心”主任的蔡江南教授曾经指出，我国医疗服务体系的一个很大问题是医疗资源的行政化垄断，将医院、医生、药品、检查这四大类医疗资源捆绑在一起，隶属于医院。这样医院便可以东边亏损西边补，医疗服务亏损靠药品和检查来弥补。政府行政机构通过控制公立医院，便控制了所有医疗资源。

蔡教授建议推进医疗资源社会化的改革。首先需要推进公立医院的法人治理结构改革，让管理医院的权力从行政机构手里转移给医院，使医院在人财物上拥有真正自主权。在条件具备的时候，逐步让相当一部分公立医院转化为社会拥有的非营利性医院，政府做好行业监管和行使出资人的权利；

其次，需要让大多数医生成为独立自主的自由执业者。一部分医生可以保持医院雇员的身份，大多数医生可以通过医生集团或连锁的方式组织起来，可以在独立或联合的诊所工作，同时与医院建立合作关系。这样，医生可以真正实现多点执业和自由流动，医生资源便可以得到更有效的利用。更重要的是，医生才能够得到合理的补偿，才有可能吸引最优秀的人才来当医生。

我对医院没有做过深入调研，不敢下结论。但我认同蔡教授的建议方向，即我们的很多公共服务，要让民间的、社会的、个体的力量，在市场化、法治化、顾客选择、声誉激励、同行评价等机制的作用下，更多地释放出来。而不是由行政的力量更多垄断和管控。这样的话，就一定能放出更多的机会。

以上只是举出了三种改革。当然不局限于此。改革的空间是巨大的。但触动体制性利益的改革，难度也是巨大的。

要言之，行政性配置资源，容易上手和上瘾，但弊端明显，也是中央从“全面深改决定”开始就在呼吁改革的。但实际效果还是不彰。春节在一个微信群里看到有人说，回老家，发现当地一个镇也要摊派订20万元报刊，基本都不派发，积累到一定程度就送回收站。这正是行政性配置资源的一个缩影。在数字化时代，完全可以通过便利、免费方式贯彻党和国家的政策要求，这样的摊派到底是为了国家利益还是部门利益？这种情况很多领域、部门都存在。

中国人是爱国的民族、奋斗的民族。上海一位做SaaS服务的优秀创业者曾对我说：“我们这代人的命运，就是押注中国崛起。中国崛起我们才有希望。如果中国不能崛起，当然自己可以run，但就算run到国外，过好小日子没问题，很难有大事业。而且历史上中国积贫积弱或内乱时，在国外也很难抬得起头。中国崛起靠实体经济，我们为实体经济做SaaS，帮它们提高效率，即使难，方向不会错。这就是我们创业和坚持的逻辑。”

我经常被这样的力量所触动。坦率地说，这样的产业报国的奋斗气魄，我在很多坐拥良好资源条件的国企都看不到。那里各种抱怨声反而很多。

改革不能停步，而且越来越紧迫。改革不深化，“双创”的空间会越来越小，民间创业的客观约束会越来越大。并不是政府主观上要约束，现在各级政府在推动民企发展上态度是积极的，一些地方的经济发展大会，企业家都坐上了主席台。问题的关键是整个资源配置的非市场化扭曲加剧了。亟待从根本上扭转。

改革的方向应该是，在坚持新发展理念、高质量要求和法治化的前提下，相信广大市场主体，平等对待广大市场主体，还权于市场、于民间、于社会，打破显性和隐形束缚，降低门槛，厉行三公。

如此既能盘活存量，又能以创新开拓增量，则中国经济行稳致远，活力发展，就能再开新局，再写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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