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元丰二年（1079年），大诗人苏轼被贬调湖州。贬调的原因是他不赞成王安石的新法。在奉调时，苏轼依例向宋神宗上表致谢。他知道自己被外放，是新党的御史们作了手脚，因此心中的不平之气便按捺不住，不由得在表中写出了略带牢骚的“知其生不逢时，难以追陪新进；查其老不生事，或可牧养小民”一句。表上后，新党官员们马上从中嗅出了苏轼的不满情绪，他们决定找一个借口，再给苏轼一点颜色。

　　借口很快找到，这就是苏轼的诗。

　　诗人的天性是吟颂，无论是欢乐还是愤怒，都可入诗。苏轼的弟弟苏辙知道乃兄的毛病，所以特意告诫他：“北客南来休问讯，西湖虽好莫吟诗。”但苏轼还是借诗抒发胸臆，宣泄胸中的块垒，于是被人抓到把柄。到任三个月后，即被押回乌台（即御史府，宋代纠弹百官的机构）。

　　令苏拭倒霉的诗句是歌咏桧树的两句：“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蜇龙知。”这两句诗被人指称为隐刺皇帝：“皇帝如飞龙在天，苏轼却要向九泉之下寻蜇龙，不臣莫过于此！”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乌台诗案”，这不过是封建社会千百起文字狱中的一起，但原因较为特别，即因“龙”而起，文字中对“龙”的态度有了问题。因为龙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又是皇帝的代称，皇帝是“真龙天子”。

　　那么，龙是怎样与皇帝结下了缘的呢？

　　在上古时期，由于龙是通天神兽，是神的助手而被先民们所尊崇。这样就产生了居于一国之尊的国玉或国君有被喻成龙的可能性。春秋时代，龙逐渐被视为君象，如《易经》中就有“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德也”之类的句子。而当五行循环、五相终始的理论与瑞符说产生、龙作为瑞符而起到表明某一统治有合法性的作用时，龙就与君主有了直接的联系，上古时期的统治者黄帝、炎帝、尧、舜、禹等人在春秋后形成的文献中都被说成是与龙有关。秦始皇曾被称为“祖龙”。

　　据《史记》记载，秦王政三十六年（前211年），秦的使者从关东夜过华阴平舒道，有人持一块玉璧拦住使者说：“请把这块璧交给缟池君（即水神）。”然后又说：“今年祖龙死。”使者想问清楚，但人忽然不见，仅有玉璧放在地上。使者将壁带回，并将经过奏报给秦始皇。秦始皇默然不语良久，才说：“这个妖孽能预知的不过是一年之内的事情。”退朝后他说：“祖龙是指人的祖先。”又谕令御史大夫看那个玉璧，发现是8年前秦始皇渡江时为祈福而沉于江的那块。据后人的解，这是因秦暴虐无道，上天已不再福佑秦的统治，派妖鬼化人形将秦始皇奉献的玉璧退还，以示不庇护之意，要使者将此壁交给如周武王那样的有德者，讨伐暴秦，取而代之。祖龙即指秦始皇。

　　后人有诗论及秦始皇焚书：“竹帛烟消帝业虚，关河困锁祖龙居，坑灰未冷东山乱，刘项原来不读书。”这里的祖龙同样指秦始皇。

　　龙作为皇帝的代称，换句话说，“真龙天子”出现，是在汉初。汉高祖刘邦首先利用龙来给自己涂上一层神秘色彩。《史记·高祖本纪》记载，刘邦父太公，母刘氏。刘氏在大泽坡上休息，梦中与神人相遇。此时雷电交加、天昏地暗，大公去看视，见刘氏身上附有一龙。不久刘氏就怀有身孕，生下刘邦。刘邦高鼻梁、龙须，左股上有七十二黑症，未发迹时常向人赊酒喝，醉倒的时候，其身上有龙盘绕，显然这是为神化刘邦而编造的故事，带有强烈的功利主义意图。

　　在刘邦始作俑后，历代帝王也深悉了其中的奥秘，都在“龙为君像”上打算盘，神化自己。汉武帝在龙的皇权化方面比刘邦要厉害得多。他特别相信五行之说与方士之术，对龙为帝瑞笃信不移。在武帝一朝，因龙瑞符而发生的折腾有几十次，河溃认为是神龙动怒，建龙渊宫以敬龙；有人献犀牛，以为是麒麟出现；有人献异马，他将其当作龙马。他相信可以乘龙登天派出数千方士去寻找神仙，采制芝药。东汉光武帝刘秀有“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王”的受命之符。唐太宗4岁时。

　　有书生称他“龙凤之姿，天日之表，其年及冠，必能济世安民”，说完即不见踪影，于是他改名为李世民。宋太祖赵匡胤以黄袍加身的方式夺得了后周政权，因此更需要神化自己来避免舆论的指责，于是便称他在任宜州王、镇守荆州时，就有黑龙跃上他所乘之船。如此种种，史不绝书。

　　龙成了皇帝的化身和权威的象征，一些带龙字的词汇就成了皇帝的专指词汇，如皇帝即位称为“龙飞”，帝王未即位或在民间时（多指开国之君）称“龙潜”，新王朝创立称“龙兴”，皇帝的容貌称“龙颜”，皇帝死亡称“龙驭宾天”，即乘龙升天，此外还有龙椅、龙印、龙裳、龙辇等。一些帝王热衷于以龙为年号，据研究者统计，在中国历史上，以龙字作年号的君主不下20位，但可笑的是，其中多数国势衰微，甚至是国灭身亡。龙并不能为他们帮什么忙。

　　帝王对龙的利用，一个突出的表现是对龙纹的把持与垄断。

　　这主要体现在对带有龙形象的服饰的使用上。东汉时，九卿以下官员已经没有资格穿有龙图案的服装，元代不但不准常人穿用有龙凤图案的服装，市街店铺也不准织造、出售有龙凤图案的布匹，违者除物品没官外，还要把犯禁之人拘捕严惩。但由于龙纹的流行年代久远，统治者一时不能完全禁绝，又采取了变通方法，即将龙分为三六九等，那种双角五爪的龙形象由皇帝专用，其它三爪、四爪的龙纹可以民用。明代模仿前代，禁止民用龙纹，同时对大臣朝服的图案也作了规定。相比之下，倒是清王朝相对宽松一些，它规定文武百官可穿蟒服，但蟒数及颜色各有等差。龙纹器物，除皇帝专用色（明黄）外，一般不禁止。历代皇帝的服装则极尽华丽，滥用龙纹以示帝王的威权。

　　以明清帝王的服饰为例，皇帝的衮服为玄衣黄裳，装饰有12种图案，称十二章。衣自上而下织日、月、星辰、山、龙、华虫，裳自上而下绣宗彝（本意为一种祭器，上有虎与雉雉两种兽形。

　　这里指两种兽的图案）、藻、火、粉米（白色米形花纹）、黼（黑白相同如斧形的花纹）、黻（青黑相间的花纹）。蔽膝与裳同色，绣龙、火和山的图案。十二章中以龙纹最为突出，其他不过是点缀。明代又规定皇帝的朝服除了十二章外，还要有十二团龙。帝王的其它衣服也尽力“龙”气，可称满身皆龙，甚至皇后的朝服也爬满了龙。

　　封建帝主垄断龙纹的目的是加强专制统治，使自己的权威不受到挑战。因而，任何时龙的冒犯常常被君主视为对专制皇权的冒犯，都可能招致大祸。韩非子曾说过，龙虽然有时柔顺得可以与它一起嬉戏，但它颈下有逆鳞径尺，碰了逆鳞，龙就会翻脸不认人而杀人。韩非子认为君王应有逆鳞。历代帝王神化自己为真龙天子，也就自然地承继了龙的逆鳞。触犯专制皇权、包括对龙表现出不敬的言行，都可能遭到严惩乃致杀身灭族。所以大诗人李白在《猛龙行》中感叹：“有策不敢犯龙鳞，窜身南国避胡尘。”明清以降，中国封建皇权达于鼎盛，极度膨胀，帝王猜忌心极强，对皇权有意无意的冒犯都是犯龙鳞的行为，由此形成了一系列血案和文字狱。明代画家盛著善画山水花鸟人物，名重一时，洪武年间供事内廷，为皇帝服务。他奉旨为一寺院画影壁，画了一幅“水母乘龙背”，结果朱元璋以“不称旨”为罪名下令将盛著处死。朱元璋出身卑贱，疑忌心极强，很可能是他认为这幅画中龙被人骑是对他的嘲讽，于是制造了这起冤案。清代乾隆二十年（1756年）．内阁学士胡中藻主持广西学政，出试题取《易经》中“乾之爻不像龙说”一句，结果被控为低毁乾隆。因为隆与龙同音，是暗指乾隆不是真龙天子，因而获罪，收监后又顺蔓摸瓜，查出胡的诗中有“一把心肠论浊清”之类的句子，于是胡中藻被处死。

　　由于中国龙文化源远流长，龙的功能与形态、类别又多种多样，更由于龙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已深深地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专制帝王们无法对龙实行绝对的垄断。相反，帝王们的恣肆自为激起了人门的反感，出现了对龙的憎恶和否定，产生了毒龙。孽龙之说。毒龙本为佛经语，指一种害人之龙因受戒而顿悟，忍诸般苦，以至命绝，最后终于成佛。但人们用这一概念主要意指害人之龙或害人的邪念。唐诗人王维就有“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薄暮空潭曲，安禅制毒龙”的诗句。所谓孽龙，乃是降灾之龙。本来在上古，龙代表天帝表示其赏罚，但降灾之事逐渐被称为“龙蛇之孽”，于是有了妖龙、孽龙的称呼。相传秦李冰任蜀郡守，蜀多水患，并有孽龙食人。李冰及其子二郎降服孽龙，锁于江上，水患遂息。神话传说中的二郎神及梅山七圣即从此而来。孽龙除了指残暴，兴水患害民的龙以外，还指历史上的暴君，如夏桀、秦始皇等人。对毒龙、孽龙的指斥，反映了历史上人民群众对专制皇权的不满与反抗。除了这种直接的指斥外，人们还在文学作品中对龙嬉笑怒骂。如在《封神演义》、《西游记》中都有“哪咤闹海”的章节，作者不但借哪咤之口把龙王称为“老泥鳅”，而且还设计了哪咤将龙太子打死、揭鳞抽筋的情节，曲折地反映了人民的意向。

　　对“真龙天子”的最直接的否定是农民革命的的熊熊烈焰。

　　还在龙与帝王结缘不久的东汉未年，黄中军起义就喊出了“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口号。近代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把清王朝的皇帝称为“蛇妖”，宣称以农民自己的真龙天子来取代封建阶级的真龙天子。他赋诗言志道：

　　手握乾坤杀伐权，斩邪留正解民悬，

　　眼通西北江山外，声震东南日月边。

　　展爪却嫌云路小，腾身何怕汉程偏。

　　风雪鼓舞三千浪，易像飞龙定在天。

　　当民主革命凯歌高奏、封建帝制被推翻后，作为皇权象征的龙也就走向了未日，变成了一种文化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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