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在写当下的生活

　　新京报：你的新书《启蒙时代》里的主人公的年纪比你大，而书里有大量描述主人公精神轨迹的思考性内容，你怎么把握他们的思想？

　　王安忆：我们的年龄略有差异。他们是我的兄姐辈，跟我自己的思想形成有点差距。选择他们做主角，主要是因为他们有机会做红卫兵，而我那个年龄还不能。但这并不重要。现在的年轻人太强调自己的差异性，其实时代不是这么短促的，三五年一代。现在生活过得太快，外在的一切变幻莫测，但本质的东西，只会缓慢、非常缓慢地变化。这次得奖者的发言，让我奇怪的是，每个人都很理想主义，虽然我们的年龄差别很大。思想深层的本质的东西是一样的，认识了自己，也就认识了其他人，所不同的只是外部情境。

　　新京报：一般文学作品中对于“文革”的描写都是比较残酷而暴力的，我注意到，你在《启蒙时代》中并没有强调这种扑面而来的残酷，反而有一些清淡的感觉？

　　王安忆：其实我并没有回顾文革，文革是我的成长时期。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历史的局部，对于文革中的惨烈已经是不可怀疑的，它已经成为一个符号，一定会有武斗、暴力，大家很容易接受这些，因为它符合大家对文革的愤怒，但文革的残酷性不仅仅在这些表象上。

　　新京报：为什么文革这一题材被很多作家都描写过，但大家似乎找不到一部能够完整代表那个时候的“代表作”？

　　王安忆：小说本来就不可能代表一个时代，这种要求对文学来说太高了。应该有大量的小说来代表，不能要求一部小说承载这样的问题。

　　新京报：《启蒙时代》被批评得最多的，就是写得太绵密、细致，大段主人公思考的段落，给阅读带来了一定困难。你写作时有没有替读者考虑的习惯？

　　王安忆：我一般不大考虑读者的问题，这确实是我的一个矛盾，所以我说其实应该给我的读者颁个奖(笑)。但有的时候阅读是需要克服点困难的，阅读是需要准备的东西，青春小说、言情小说读起来肯定很快乐，但你又不会满足。

　　新京报：大家读《尤利西斯》、《追忆似水年华》也会觉得有困难，你是否觉得这种小说一旦真的读完了，往往会有更大的收获？

　　王安忆：为什么《尤利西斯》、《追忆似水年华》人们会去读，而一些中国作家的稍微难阅读一点的他们就放弃了？其实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当代文学克服这种阅读困难是不是有价值的？那些名著已经是被肯定了的，所以读者有信心去克服障碍。当代作家有没有那样的价值，能不能给读者这个信心去克服其中的障碍？这才是关键问题，作者的问题。

　　新京报：除了对特定历史时期的关注，你的作品会描写当下发生的事情吗？

　　王安忆：我一直在写当下的生活，我只会写当下，不会写历史，你这么问，首先要看你怎么定义“当下”，是10年还是50年？小说不是新闻，都是回忆，必须有个时间沉淀，要有距离才能认识它。我是个典型写“当下”的人，《长恨歌》里写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而这就是我觉得写得最不好的部分，因为我没有经历过，这对我来说也是从来没有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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