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汶川大地震一周年之际，儿童作家秦文君推出了长篇小说《云裳》，劫后余生的作家李西闽推出了长篇纪实散文《幸存者》，此外还有报告文学《震不垮的川娃子》、《感天动地铸医魂》、《废墟上的觉醒》等一批地震文学，被媒体称为“扎堆纪念”。

　　长期以来，中国最缺少的就是灾难文学。中华民族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然而，通过作家或历史学家的笔，留给后人的灾难文学与历史记忆却少之又少。或许，描写灾难确实需要太多的勇气。即便到了现代，人们对于灾难的了解还是不多。1933年的叠溪大地震和1976年的松潘平武大地震，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知道。震惊中外的唐山大地震，最初只有少量的救灾报道，让人记得住的文学作品迄今更是寥寥。从这个意义说，汶川大地震后出现众多的文学作品，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在地震面前，“中国作家不能缺席”。自从中国作协向全国的作家们发出号召之后，不少作家很快融入到了抗灾救灾第一线，写出了不少感人的作品。但同时，文学有它独特的记录和呈现灾难的方式。文学不是新闻，新闻的职责是快速报道和反映事实，而文学的责任不仅仅只是记录，还必须有追问与反思，有对人性的诠释和生命价值的剖析，有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索以及对人类生存意义的探询。正如一位学者所言，“灾难文学传达给我们的，不是灾难过程的简单记录和浅显的展览，也不是痛苦情感的一般宣泄。灾难文学体现了一种共同的意义指向——灾难意识。”

　　灾难是文学绕不过的题材，在世界文学史上，很多经典作品都属此类，像加缪的《鼠疫》、戈尔丁的《蝇王》、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霍乱时期的爱情》。1755年的里斯本大地震，引发了伏尔泰、卢梭等当时欧洲著名人文思想家的讨论，对欧洲启蒙思想影响深远。汶川地震发生后，一度引发了全民诗歌热潮，其中感人的作品不少。但是，诗歌虽有方便情感表达的优势，却也容易“来得快，去得快”，随着灾难的远去，这种激情便慢慢弱化以致消散。

　　我们呼唤中国的灾难文学，但并不需要一窝蜂“扎堆纪念”的方式。“扎堆纪念”很容易流于应景，留不下真正感人的作品。对此，作家们应有清醒的认识。

　　《深圳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