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日周刊记者　王　娜　编辑整理

《农民何谓》以作者与自己的农民父母的一场绵长而深入的对话切入，紧紧围绕于一个普通的中国村庄和一个平凡的中国农村家庭近60年的风雨历程，从吃穿住行、婚丧嫁娶等最为日常的话题进入，以每一个时段中国的巨大社会变迁“呼应”，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时代中国最为底层的生活画卷，与那鲜活的生命历程。

城与乡

一

爷爷：“北京人好，天津人不行。”

我：“怎么呢？”

爷爷：“北京人，对谁都客客气气的，说话，里边儿一个脏字儿都没有！”

我：“天津人呢？”

爷爷：“天津人？你要是门口种棵树，天天有人来给你浇水。”

我：“那还不好？”

爷爷：“开水！”

说到“开水”两个字，低头抽烟慢条斯理说话的爷爷，突然坐直扭过头来。我笑得都没能看清他的表情是否也像马三立。这成了我关于城市的最早启蒙。

多年后，我到北京上大学。先坐汽车抵达赵公口长途车站，又改乘公交来到了著名的交通枢纽西直门。那时它还是大圆盘造型，桥侧拥挤着一排排的小公交。售票员流利地叫着“……华……大颐和园了，……华……大颐和园了”。北京人习惯性的快语和吞字，让我犹豫了很久才爬上了一辆汽车。坐等发车之际，不知道因为什么两辆小公交发生了冲突。一位售票员站着扒着车门，另外一位则从窗户中探出头来，京骂犹如滔滔江水，流淌在古都的街道上。我惊讶得目瞪口呆，又欣喜得喜笑颜开：原来北京人民也不那么“文明”啊？

再之后，在号称人文之地、科技摇篮的中关村，我又领教了更为纯朴的骂声。两位衣着光鲜的女士过马路，一辆汽车抢行，擦身而过。其中一位，对着远去的车尾发射出一句“抢孝帽子呢吧！”另外一位，箭步上前，补射了一句“急着去投胎呢吧！”我不禁感叹：真乃传神之作！

我爷爷的评价，有些不靠谱了。可北京是让人亲近的，起码对于我这种进城农民而言，的确如此。我常常在想为什么？大概它来自文化的黏合力。脏话里寻找传统，颇有些礼失求诸野的感觉。京骂的博大精深，里边蕴藏着无数的传统思想。披麻戴孝，是儒家礼仪；六道轮回，是佛家用语。两句骂人话里，儒释道已经暗藏其二了。

但北京又是有距离的。它来自哪里呢？我的一位朋友常说，你看首都的街道，那种宽阔里有一股皇气。我觉得有道理，因为一般人哪会把路修得这么没人气呢？还是在京骂里找找吧。在我家乡的土话里，最恶毒的三个字是“私孩子”。北京话中类似的说法是“丫挺的”，它是“丫头养的”的连读。这自然是老爷公子们的杰作。

所以，很多人喜欢北京，因为它浸透在传统农耕文明中。至于有些隔阂，那多来自官场文化的熏染。而人们对于上海和天津的偏见，很大程度上出于对工商文明的排斥。

我服膺一个判断：本质上，中国人都是农民。所以，不了解农民，你就不能说理解中国。

二

爆竹大概最怕过年，一要殒命，二要挨骂。

写下这几个字时，适逢春节。我在村中，一边享受着清夜扪心的安宁，一边听着微博上来自城市的“炮声”。我的同事，一位大V写道：“这个点儿还放鞭炮的人没孩子，我说的是双关语”。

我喜欢鞭炮，但限于农村。大型的产品，为祭祖而燃。天阔地平的旷野，一声轰鸣，或是一串的爆裂，是无法替代的情感宣泄。炸药的含量，随着人们的钱包在膨胀，可当它可以用斤来计数时又能如何？乾坤之内，那不过是个小叹息。天地之大，人生之短，感受更清晰而已。小型的产品，为祈福或游戏而放。划地而建的院落，几声脆响或是一阵的喧嚣，是静中求动的气氛调解。它不会过大，也不会过晚出现，因为放炮的人要自避其扰。

至于城市里的烟花，我则有些敬而远之。楼下的一个二踢脚蹿到我的窗前，我都想朝下打上几发闪光雷。人口的密集，让建筑不得不向天空中发展。于是，头上三尺不是神明，而是邻居。立体空间，需要新的规则；至于那些在街角路边冲霄而起的烟火，也不过是带来片时片刻的欢愉。城市大了，几点睡的鸟儿都有。声音的干扰，并不会像安全的威胁那样画地为牢，它在肆无忌惮地穿透周边的窗户，入了居民的梦乡。

两相对照，我不认为放鞭炮是什么“陋习”。它本不丑，也不陋，无非是被放错了地方而已。“农历新年”这几个字，已经告知我们，炮仗也是一个进城的“农民”。鞭炮禁还是放的背后，是乡土文明和城市文明的冲突。

其实又何止鞭炮，整个中国人都似乎不适应这个变迁。轻松享受着出境游的新贵国人，归来之时，手拿肩扛着大包小包、大箱小箱，颇有返乡农民的风采。虽然腰缠万贯，但靠着大声喧哗，不守秩序，举止随意等“法宝”，中国人最近还是顺利拿下了全球最不受欢迎游客排名榜的次席。分析之中，最让老外不解的是：为什么那么有钱的人会经常顺走厕所的手纸和餐厅的刀叉？

最近都在提城镇化。有人就提出，重中之重是“人的城镇化”，或者叫“人的市民化”。一般理解，这个词寓意城市化并非只是人的空间转移，还要有同等福利待遇的给予。我觉得不妨再给它增加一层含义，即所有居住于城市中的人，能够适应新的生活空间和规则。这需要多方的努力，也需要时间的打磨。听到一些对国人素质的悲愤之言时，我总是很友好地安慰对方：“要宽容，要耐心。你看，我都学会排队了，还有啥不可能呢？”

三

我家的一个老邻居，晚年得到了一笔“巨款”。确切说是笔房屋拆迁款。至此我才知道，他曾经是天津人。之所以后来他以一张风刀刻画过的脸告别那里，是因为国家政策的调整。1961年1月到1963年6月两年半的时间里，全国精简了职工1887万人，与此相应，全国城镇人口共计减少了2600万。经济困难，物资短缺，农村成了蓄水池。这个人，属于其中之一。

周恩来说，下去这么多人，等于一个中等国家搬家，史无前例。毛泽东谈起这件事说：“我们的人民好啊！几千万人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不是共产党哪个能办得到？”

时至今日，好多朋友仍会说我：“你真农民！”

刚开始，我接不住这句话。该怎么回敬呢？指责对方“你才农民”，我肯定不甘心。因为从乡土来的我，认为这是对几亿人的侮辱；　咒骂对方忘恩负义，我又觉得谈不上。毕竟大家都不过是升斗小民，奈何不得大的社会制度。后来，俺一般会笑答：“我确实是农民。抵挡住“蔑视”，一片笑声中，我往往感觉自己很心虚：我是农民吗？

我的农业学历，相当于小学毕业。此前城乡学生的假期都截然不同：城里的孩子放暑假和寒假；农村的孩子，暑假被拆分成了麦假和秋假，以在农忙时帮助家长分担点儿劳动，或许还能为将来成为标准的“庄稼汉”储备农业知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已经开始在暑假偷瓜掠枣了。农业劳动能力，也最终成了嘴里的口诀，而非手里的活计。

我的礼仪常识，犹如幼儿园的娃娃。婚丧嫁娶，是传统“礼治”社会的核心。它那繁琐的程序，复杂的举止，于我犹如天书。为了弥补这一课，我曾饶有趣味地研究起《朱子家礼》。又是查字典，又是对注释，最终不过落得个不明所以。可对于一个普通的农民而言，这却是基本的生活常识。

以上这些，恐怕每个从农村走出的人都有同感。可即便如今仍旧在农村的我们的同龄人，也已然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甚至沟通方式，都已经迥然不同。比如最近回乡，我偶然发现人们已经学会使用“傻逼”这个词。这种高级“文明话”，显然是顺着文化优势的瀑布飘落下来的，它填补了当地语言的一个空白。

所以，我把我的父母一辈，称作最后一代农民。

四

我决定和我爸我妈聊聊，说说那些陈年旧事。

交谈之中，我爸经常笑起来：“现在再说这些，就跟说古一样了！”他没吞字，的确是“古”。可这个“古”其实一点儿都不远，就发生在过去的几十年；我则经常感到惊诧，原来很多事，都与所谓的“常识”相反。

发现了什么呢？

生产队，其实很民主。队长和会计，需要面对一年一次的“海选”。可它并没能刹住“吃喝风”。

“文革”中，我爸成了“红卫兵”，对自己的揭发行为，他懊悔不已。可混乱中，经济依旧在发展。

改革开放，我想当然地认为制度之变，是个发动机。我爸妈却坚持技术条件的改善，才是农业进步的根源。

宗教信仰，被看作寻找内心支柱的路径。可在农村，它在受到欢迎的同时，却遭遇了最朴素的质疑：圣水能灭害虫吗？……得知我所做的事，有朋友说，你在做口述史。我觉得谈不上。记忆，大多是靠不住的。而历史，需要确凿的时空位置。因此，我只能力图去还原一些事情。如果说历史是棵大树，我不过是捡起了一片树叶而已。

又有人说，你把它写成一部农村发展史。实话讲，我没这么大野心。况且我向来认为，“农村”这个通称下，实际上各地情况千差万别。读上一本《乡土中国》，就以为了解了中国农民，是无知的自大。如果说农村是片林子，我不过是围着其中的一棵树转了几圈。

还有人说，你这是在揭伤疤。我不回避苦难，也并不掩饰自己对农民的偏护。因为我觉得，那些大的社会变动，像极了抡圆的鞭子，鞭梢儿打人最疼，而农民就处在这个末端。可我也绝不会隐藏农民的缺陷。莫言在《红高粱》里称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我的家乡，在当地也被称作东北乡。

其实，我就是想和父母聊聊天。他们享受着老年生活的安宁，也品尝着儿女在外的寂寞。陪他们吹吹牛骂骂街，顺便了解一下何谓农民，不是挺好吗？

我爸说：“操他娘，你知道这一辈儿人是怎么过来的呀？！”

我的确不了解。

大舅丧礼

2011年冬日的一天，清晨五点左右，我的电话连响三次。接起，断掉，再接起，再断掉，又接起，又断掉。一看是家中号码，我有些恐慌，腿一软，一屁股坐到了地板上。终于接通，是爸爸的声音：“你大舅没了”。原来，我妈已经被这个噩耗弄得六神无主，手抖导致连续出错。

大舅病发时，家中只有舅妈和年幼的孙女。女儿嫁到市内，儿子和儿媳从地处边境的打工地—内蒙古额济纳旗火速赶回。到家之时，已经是他去世后的第三天中午。我路途较近，当天自京返乡。此时所遇，多为长者。随后年轻人，陆续从外地归来。“父母在，不远游”这样的心愿，已经被现实牵绊。

世代传习的仪式，不得不随之变化。

丧礼，隆重而考究。一般而言，年长的逝者，会停放五天，父母健在的年轻死者，则停放三天，然后再出殡安葬。气息将尽，即有人通知村中“管事人”前往。无论是风霜雨雪，还是夜半三更，随叫随到。这些人的职能，类似治丧委员会。在与事主商定丧礼的规模和预算后，即全权负责起全过程。具体分工，张榜公布，各司其职。总负责人，名为“总理”。财务、送信、接待、红案、白案、采购等，也全部是召集村中人担任。至于死者家人，只需要做一件事：哭。

一如我大舅的丧礼，这个全村总动员，如今要面对的不再是可以自由支配时间的自耕农，而是各有任务的“工人”。年轻力壮者，鲜有居家之人。或者外出谋生，或者就近打工。

妈妈：“这村里弄得好。大伙商量好的，只要村里有事儿，无论是干活儿的，还是在各单位上班的，一律请假。”

我妈口中的这村，指的张北司徒。这些能够回来帮忙者，自然都是近村的人。即便如此，也殊为不易。能够如此协调，固然有大伙齐心的因素，同时恐怕也有村子规模较小的成分。

爸爸：“现在咱这里已经取消帮戚了。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某家有亲戚去世，按照以前，一个家族的人都要去吊唁。现在则只需要这家人自己去就可以。”

显然，少“打搅”别人，也已经成为了共识。这是主动而为，也是被动所迫。农民，在农村地区已经褪去了不少职业的属性，而成为了一个称号。工业生产，讲究规律性和可预期性。传统的农耕文明，在与工业化进程进行着调试。

……

司徒朔，本名王学永，中央电视台“新闻1+1”栏目副制片人，北京大学公众参与研究与支持中心研究员。敬畏文字，笔耕不辍，笃信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曾出版著作《北大在1919：九零后的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