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徐慧之时期”的金庸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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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周末开幕的“南国书香节”上，金庸先生首部引进内地的专栏文集《明窗小札1963》就将与读者见面。羊城晚报自今日起开始连载(见下版)，以飨“金迷”。

羊城晚报记者独家专访了该书的香港版、内地版的两位责任编辑李以建、何娴，探秘金大侠的另一面：尘封了51年的专栏作家“徐慧之”。

1“过年之前多了一份兼职”

39岁金庸开始“明辨是非，积极中立”的时评写作

“从昨天起，我正式加入明报编辑部工作，除了写这《明窗小札》专栏，还协助金庸兄选择《自由谈》的稿件。过年之前多了一份兼职，心境愉快，偕妻子到裕华国货公司买了一个大花瓶，准备新年里插桃花之用。”（见图2）1963年1月17日，39岁的金庸在《明辨是非 积极中立》这篇专栏文章中，化身为自己的助手“徐慧之”，开始了专栏写作生涯。

李以建介绍，1960年代的香港，报纸刊物种类繁多，竞争颇为激烈，丝毫不亚于今天。当时许多大报都设立了专栏版面，内容范围涉及很广，但更多是街谈巷议和生活小知识之类。虽然也有少数涉及海内外政经评论的专栏，但都囿于左右的政治立场，无法做到客观中立。金庸于1959年创办的《明报》开辟了《自由谈》、《明窗小札》等专栏，内容则基本围绕着固定领域和专题开展，大都涉及国内外政治形势和社会大事件的新闻评论，这些观点不流于当时一般的议论，常常能引发知识分子的共鸣和争论。也正因为此，但凡经历过那些年代的香港人，只要曾阅读过《明报》，一定对里边的社评和专栏有印象。

金庸开篇即示，“明窗小札”秉持“明辨是非，积极中立”的原则。“所谓‘积极中立’，乃是站在中国人的爱国立场，对中共和国府的施政一视同仁地对待，凡是有利于国家和老百姓者，我们赞扬之，有害于国家和老百姓者，我们反对之。如果国家的利益和老百姓的利益发生矛盾之时，我们以老百姓为重。”除了1967年曾中断过几个月，专栏几乎每天都有，大多是金庸对当时的国际形势和重大新闻所作的分析和评述，也有对政坛人物的介绍。

金庸先生毕生从事新闻工作，迄今为止，他仍然保持着每天翻看报纸的习惯，他十分关心国内外时事，常常会有自己的看法。不过他并不善于高谈阔论，更多的时候是将想法诉诸笔端，而“明窗小札”，则可视为金庸最早表达时政观点的平台。

2结集时每篇文字与报载一致

望读者以史为鉴，能“温故而知新”

1994年，李以建进入明河集团成为金庸的助理，主要负责金庸文字方面的资料收集和编辑。三年前，金庸嘱咐他帮忙查阅和整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撰写的专栏文章，其中之一即“明窗小札”专栏的文章。

或许是出于对自己文字的自信，金庸规定专栏结集中的每一篇文字内容，都要和当日《明报》发表时完全相同。金庸对李以建说：“要尊重历史，保持所有收集到的资料的原貌，不作任何修改。”李以建则告诉记者，金庸的目的是 “以史为鉴”，希望读者能“温故而知新”，既不要忘记过去的历史，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也不要做“事后诸葛亮”，刻意修改或掩饰自己当时的观点和立场。

在金庸看来，文学创作和时政评论不同，前者允许不断修改，臻于完善，后者则不容随意修饰或篡改，因为公道自在人心，一切都应留给历史去评判，这不仅包括历史的事件，也包括他自己的政论文章和观点。

此次结集出版的《明窗小札1963》，收录了金庸于1963年在《明报》“明窗小札”发表的专栏文章。该年发表在《明窗小札》上的文章，预计应为320余篇，但由于其中有一个月的报纸迄今无法找到，目前查阅到的篇数为295篇。尚有某些篇幅残缺不全，或片断的字迹已无法辨清，加上剔除部分内容大同小异的，故此次出版的仅为大半数，达三分之二，计194篇。分为上下册出版，上册96篇，下册98篇。

何娴说，内地版与港版一样，都与原文发表时的原貌保持一致，并无明显改动。编辑过程中，对于书中出现的音译名称和粤语方言与现今用法不同的，为保证作品的原汁原味，也未做文字改动，仅在该词后以“编者注”的形式略作解释。

3经济拮据无碍国际视野

发现可用于撰写专栏的内容才将报纸买下来

金庸精通英语，年轻时任职杭州《东南日报》，第一份工作就是翻译，英文写作也不在话下。曾有读者来信问他，这么多消息都从哪儿看来的，金庸坦率地说，买来的。

原来，《明报》创刊初期经济上十分拮据，不可能订阅诸多报纸杂志，于是金庸充分利用报摊和书店的便利，每天花时间翻查，只有发现可用于撰写专栏的内容，他才将报纸买下来。当时金庸住在港岛，而报馆办公室在九龙，他每天乘坐渡轮横越维多利亚港湾。在九龙尖沙咀码头前，有一档报贩专卖外文航空版的报纸。美国的《纽约时报》、《纽约先驱论坛报》，英国的《泰晤士报》、《卫报》、《每日邮报》统统都有……“我经常去翻翻，看到有合用的资料，就花一元买一份。”

李以建说，1960年代的《明窗小札》深受香港广大读者欢迎。当时的电信和通讯远没有今天发达，要将千里之外的国外资讯移植到香港本地用中文出版的报纸上，并非易事。当时大多数报纸都局限在本地新闻，对国外信息采取回避或摒弃的态度。而金庸并不局限在消息报道上，他精通外语，阅读面广，特地从国外报纸杂志获取其他相关资讯，将其综合分析，表达自己的见解。从这一点，也能看出金庸的办报智慧。

虽然现在距离“明窗小札”的写作时间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但金庸的文字并未走远。何娴说，从这些文章中，读者能感受到金庸过人的远见，“他对世事变幻的精辟评论和对人性的深刻洞阅，带着五十年前报纸油墨的温度，穿过岁月风烟悠悠归来”。

4“左手写社评，右手写小说”在新闻工作者和文学作者之间，

他有分明界限

金庸本名查良镛，除了撰写“明窗小札”时的笔名“徐慧之”，他还用“姚馥兰”等笔名撰写影评、以“林欢”为笔名撰写文艺批评文章、以“黄爱华”为笔名撰写《明报》“自由谈”栏目中的“论祖国系列”。创办《明报》后，除了撰写《明报》社评不署名外，他还继续用“金庸”笔名写武侠小说，或翻译严肃的学术性文章和著作，例如英国哲学家罗素的《人类的前途》等，并在《明报》上连载。在李以建看来，这是金庸有意识地将文艺创作、评论、政论和翻译加以区别，通过撰写不同类型的文章来扮演不同的角色，也不断提醒自己从不同的角度来审视周围的世界。

李以建说，金庸刻意在“明窗小札”中隐去其作家身份，是为了表明自己是一名从事新闻事业的时事评论者，他给读者呈现的是专业人士的评论。尽管事实上，这是同一个人用不同笔名在写文章，但由于文类和内容有别，因此思考方式、写作手法和文章的风格也截然不同。

“我先阅读了金庸的小说，而后才有机会较全面地阅读到金庸的政论专栏文章。唯有敬佩二字才能形容我的感受。”李以建认为，金庸尊重不同文类的写作，且对各领域都研究得很深透，无论是双重身份的互换，还是多种身份的交错，从来没有丝毫含混。在新闻工作者和文学作者之间，他有着分明的界限，小说是小说，新闻是新闻，二者不容产生混淆；文学创作归艺术虚构，新闻评述则归事实陈述，各自凸现其特色。“因此，我们难以在金庸的武侠小说中寻觅到新闻事件和政局评述的痕迹。而他所撰写的社评和专栏文章，尽管也涉及艺术批评、小说和电影的评论，乃至社会趣闻传奇的描述，但这些文章均不是来自虚构，而是源于有根有据的新闻事实或报道翻译，绝无天马行空的杜撰或臆想。”

李以建说，在他眼中，金庸不仅是蜚声世界文坛的中国文学家和学者，也是华人世界的著名新闻工作者和社会活动家。“他涉猎的领域之广，视野之阔，著述之丰，对中华文化贡献之大，在华人世界以及中华文化历史中都是极为罕见的。”

而因工作关系何娴也和金庸先生有过不少接触，她说：“金庸先生比我之前想像的更温文儒雅，喜欢微笑，有浓浓的书卷气。年届九旬，他记忆力依然惊人，谈到作品中的一些细节，不用翻书查找竟都记得清清楚楚。他那间大书房，可以俯瞰整个美丽的维多利亚港。老先生静静坐在那里，身上散发着强大的气场，‘儒侠’大概就是这种感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