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月谈记者 皮曙初

尊重自然、热爱自然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中华文明内在包含着深刻的生态文化基因。长江文明植根于长江流域特殊的自然禀赋与生态环境，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与水相生，与特有的自然生态相伴，其中所蕴含的自然理念与生态智慧，绵延福泽至今。

远古的记忆：与自然无所违

世界上的古老文明都有着强烈的洪水记忆。中国文明的洪水记忆从女娲补天到大禹治水，无不体现出一种坚韧不屈的奋斗精神和顺天应时的自然理念。

在湖北宜昌三峡大坝下游，有一座高耸陡峭的山崖黄牛崖，崖下有一座黄陵庙，又称黄牛庙，矗立在长江边。庙中供奉的是远古时代治水英雄大禹。大禹持耒傲立，目视滔滔江水。

相传上古时候长江峡谷未开，洪水无路可走以至泛滥成灾，大禹带领群众劈山开河，九载不辍。巫山神女瑶姬有感于大禹的赤诚，命天上的土星化作神牛下凡相助，于是神牛以角触石，撞开巫山，长江自此东流入海。

千百年来，人们不断以各种方式到这里祭祀黄牛，拜谒大禹，彰扬中华民族持之以恒治理长江的英雄业绩，也寄托彻底根除水患的迫切愿望。在庙中保存的《黄牛庙记》碑文中，诸葛亮说：“平治洪水，顺遵其道，呜呼，非神扶助于禹，人力奚能至此耶？”

大禹治水是传说，也是历史。它存在于早期的历史典籍之中，更存在于古往今来华夏儿女的心中。历代广为流传的不只是禹“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治水精神，还有与其父鲧完全不同的治水理念：鲧集中力量修筑堤防，以期约束水势，但是堤防不能阻遏洪水的冲击，不断地修筑又不断地溃决；而禹总结了鲧的经验教训，采用疏导之法，使诸水各有去路，就其天然的趋势，让小水归入大水，大水东流入海。

大禹治水的故事难以考证其历史真实，然而有关禹治水之功的历史遗迹却遍布各地。在长江沿线，纪念大禹治水的禹王庙、大禹庙就难以计数。故事未必是历史，但是故事中所蕴含的道理，却奠定了中华文明关于自然生态认知的哲学思想。

《周易》中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礼记》中说：“凡举事，毋逆天数，必顺其时，慎因其类。”老子则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庄子·齐物论》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

古代的思想家们，从历史实践中得出了人与自然应该是合拍共存的关系。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就是远古记忆中留下的哲学命题。季羡林说，“天人合一”的思想是东方思想的普遍而又基本的表露。

大禹的疏导之法，就是顺天应时，“与自然无所违”。这种朴素的生态思想不仅体现在神话传说中，更体现在长江流域早期的文明实践中。

春秋时期的政治家管仲就指出，“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因天才，就地利”。近年来的考古发掘也发现，长江流域早在4000多年前就已经有大量早期城市形态的遗址。这些聚落遗址可谓“择丘陵而处之”“枕山、环水、面屏”“顺天时，量地利”，闪耀着原始的“天人合一”的光芒。

在长江中游，以石家河遗址为中心有16座史前城址，这些城址主要分布于大洪山、荆山、鄂西山地、武陵山向江汉平原和洞庭湖平原过渡的接合部，呈现出山水相依的分布格局。比如不久前发掘的城河古城遗址，考古人员研究认为，流经城内的城河并非自然河流，而是经改造后的人工水系，目的是为了解决当时城内大量人口的用水、排水问题。那时长江中游的居民，已经开始对水系进行利用、管理。

历史的实践：山林非时不升斤斧

都江堰是中国水利工程史上的奇迹。历时2200余年，仍然是集历史文化、科学创造与自然生态于一体，既充满神话色彩、又令人激情澎湃的人文景观。两千多年来，它一直发挥着防洪灌溉的作用，使成都平原成为水旱从人、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如今，它的灌溉面积更是增至1000多万亩。

都江堰为战国时期秦国蜀守李冰始建。李冰采用中流作堰的方法，在岷江峡内用石块砌成石埂，叫都江鱼嘴，把岷江水流一分为二，东边的叫内江，供灌溉渠用水；西边的叫外江，是岷江的正流。又在灌县城附近的岷江南岸筑离碓，离碓的东侧是内江的水口，称宝瓶口，内江自宝瓶口以下进入密布于川西平原之上的灌溉系统。

都江堰的工程效果，便是著名的“分四六，平潦旱”六字诀：每年枯水季节，通过分水鱼嘴及宝瓶口的控制作用，水流自动分成内江六成、外江四成；当洪水来袭，沙洲被淹没，水流不再受河床弯道的制约，主流直奔外江，分水比例变成内江四成、外江六成，以保证成都平原不受洪水袭击。

既不修筑拦断岷江的堰坝，又没有设立控制闸门，却能运用自如地调配水量，使枯水季节有足够的水量进入灌区，洪水季节又能把多余的水量排向外江，使灌区水旱无忧。都江堰如此巧妙的工程布局，堪称世界水利史上的奇迹。

司马迁《史记·河渠书》记：“蜀守冰凿离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百姓飨其利。”东晋常琚《华阳国志·蜀志》说：“于是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

都江堰是中国古代治水思想的具体体现，更是长江文明生态理念的生动实践。即便到了今天，水利工程专家们也无不感慨其工程理念，在造福人类的同时并没有对生态环境产生负面效应，做到了科学、自然与人类利益的完美统一。

古人在实践中已创造诠释了人类发展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古人强调：“山林非时不升斤斧，以成草木之长；川泽非时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

1975年，在湖北省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中，就有当时农田水利、山林保护方面的法律《田律》。根据对简文的释读，可见当时的法律即有明文规定：春二月时，禁止砍伐山林木材、堵塞河道；不到夏季，禁止焚草作肥，禁止采撷刚发芽的植物，禁止捕杀幼兽、鸟卵，禁止毒杀鱼鳖，禁止设置捕捉鸟兽的陷阱和网罟；只有到了7月，这些禁令才被解除。

“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历代学者或是朝廷诏令之中，也常有这种不伤生理、不逆时令的劝诫或禁令。

北宋时期的大文豪苏轼，同时也是一位治水的能人。他在《禹之所以通水之法》一文中指出：“治河之要，宜推其理，而酌之以人情。”他认为，治水之道不仅要知道“水理”，还要了解“人情”，关键要在“水理”和“人情”之间找到平衡。他说：“河水湍悍，虽亦其性，然非堤防激而作之，其势不致如此。”

在任杭州知州时，苏轼带领百姓疏浚西湖，还湖于民。还疏通了杭州城内唐代留下来的“六井”，解决杭州居民饮水问题。为了解决堆积如山的水草和淤泥，苏轼“以水治水”，用这些挖出来的淤泥、水草，在西湖的西侧，修建了一条南起南屏山麓、北到栖霞岭下的长堤。如今，堤上花红柳绿的景色被称为“苏堤春晓”，成为西湖十景之首。

近代的反思：反天时为灾

“天人合一”被许多学者奉为“东方的生态智慧”。但是，季羡林先生早就指出，我们也要看到历史实践中的深刻教训。“我们中国虽然有这种高明正确的哲学思想，但是在行动上我们也没有完全做到，因此我们也受到了大自然的惩罚。”

唐宋以后，对长江中下游的大开发，使长江流域经济发展，新兴城市大量涌现，人口急剧增加，也导致了历史性的后果。

晚清思想家魏源就看到了这一点。他在《湖广水利论》中说，“历代以来，有河患无江患”，长江所经过两岸，“其狭处则有山以夹之，其宽处则有湖以潴之”，所以千百年来溃决很少，不像黄河性悍，横溢溃决无足怪。但是近代以来却不同，长江“告灾不辍，大湖南北，漂田舍、浸城市，请赈缓征无虚岁”，几乎与河防同患。

他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就在于“土满人满”。湖北湖南、江南各省，沿江沿汉沿湖，以前受水之地，筑圩捍水，都围成了田、建起了房，地无遗利。“下游之湖面江面日狭一日，而上游之沙涨日甚一日，夏涨安得不怒？堤垸安得不破？田亩安得不灾？”

明清时期，两湖平原上大量兴建垸堤，一方面带来了“湖广熟，天下足”的农业经济繁荣，另一方面却对荆江、汉江产生巨大影响，两岸天然的分蓄洪区纷纷被筑堤围垦，灾害对经济社会影响随之加剧。乾隆时期，湖北巡抚彭树葵就曾疾呼：“人与水争地为利，水必与人争地为殃。水流壅塞，其害无穷。”

中国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也关注到这个问题：“近来的水灾为什么是一年多过一年呢？古时候的水灾为什么是很少呢？这个原因，就是由于古代有很多森林，现在人民采伐木料过多，采伐之后，又不行补种，所以森林便很少。许多山岭都是童山，一遇了大雨，山上没有森林来吸收雨水和阻止雨水，山上的水，便马上流到河里去，河水便马上泛涨起来，即成水灾。”

孙中山看到了人类活动导致环境破坏、灾害发生频率及危害程度增加的事实。进入工业社会，对自然生态环境系统的干预更加激烈，与之相对应，频繁而又广泛的灾害，已成为制约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就曾指出，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想得到耕地，把森林都砍完了，但是他们梦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为荒芜不毛之地。所以他曾警告：“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

今天，生态文明是新时代背景下实现人与自然统一、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共赢的新要求。长江经济带不搞大开发，共抓大保护，走科学发展高质量发展的道路，就是要尊重自然规律，在自然界可承载的范围之内发挥主观能动性，利用和改造自然，做到顺天时、量地利，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从而实现“天人合一”的美好夙愿。

这，也是对中国传统生态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半月谈内部版2019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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