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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建设生态文明方面的大胆实践和尝试，不仅有利于解决自身资源环境问题，还将为后发国家避免传统发展路径依赖和锁定效应，提供可资借鉴的示范模式和经验，有利于推动建立新的全球环境治理体系。”
“近年来，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拓展生态环境领域国际合作，已逐渐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2019年12月，中国生态环境部副部长赵英民在联合国气候变化马德里大会上这样总结。
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中国要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作为发展中的环境大国，中国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在致力于解决国内环境问题的同时，始终积极参与国际环境事务，主张加快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推动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谋全球生态文明之路。
目前，中国已与100多个国家开展了环保交流合作，与多个国家、国际或区域组织建立合作机制，打造合作平台，已经形成了多层次、多渠道、多领域的合作局面。
在应对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和新难题上，中外开展了哪些合作？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中国为世界贡献了哪些方案？就这些问题，《环球》杂志记者专访了生态环境部对外合作与交流中心（下文简称中心）党委书记兼副主任周国梅。
履行国际公约，承担绿色责任
《环球》杂志：近年来，生态环境部对外合作与交流中心是如何为履行环境国际公约提供技术支撑的？
周国梅：我们中心是生态环境国际合作与交流的统一平台，也是生态环境部环境公约履约技术中心，多年来为生态环境部牵头履行的《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关于汞的水俣公约》等公约履约提供技术支撑和保障，履行国际环境公约成效显著。
例如，在《蒙特利尔议定书》方面，中国累计淘汰消耗臭氧层物质超过25万吨，占发展中国家淘汰量的一半以上，作出积极贡献；《斯德哥尔摩公约》方面，全面淘汰了滴滴涕等17种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生产、使用和进出口；《生物多样性公约》方面，中国各类陆域保护地面积达170多万平方公里，约占陆地国土面积的18%，提前达到《生物多样性公约》要求的到2020年达到17%的目标；《关于汞的水俣公约》方面，正在同步推进履约的顶层设计和受控物质削减淘汰。在完成公约规定任务的同时，履约行动有力促进了中国相关行业淘汰落后产能、提升行业技术水平，推动了绿色可持续发展。
《环球》杂志：面对新的国际形势，中国在履行这些公约时是否遇到了一些困难，又是如何应对的？
周国梅：履约方面确实还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比如国际公约向国内法的转化还存在差距，一些行业缺乏经济有效的替代品和替代技术，基层监管和执法能力需要进一步强化，公众对环境公约履约的意识和参与度仍有待提高等等。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始终保持定力，积极应对挑战，坚持不断深化和完善履约工作，深度参与全球环境治理。
例如，中国是2020年《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的东道国，这次大会主题是“生态文明：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预期将形成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整体框架，中国也将与世界共享包括“生态红线”在内的诸多生态保护政策工具、经验和做法，为上述框架的达成和实施作出应有贡献。我们正在全力做好筹备工作，力争办成一届圆满成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缔约方大会，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
《环球》杂志：生态无国界，目前中国开展了哪些双边及多边环境项目合作？
周国梅：生态环境部开展了很多双边、多边环保合作，例如积极推进绿色“一带一路”、中国-东盟、中国-上合、澜沧江-湄公河等区域合作，以及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多边国际组织开展生态环境领域国际合作，业务领域涉及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臭氧层、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汞污染防治、绿色“一带一路”合作交流等。
在多边合作方面，中国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等机构在环境保护领域内的合作积极且富有成效，合作领域涵盖绿色发展先进理念共享、绿色经济发展、中国消耗臭氧层物质削减淘汰、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污染防治、汞排放控制等多个领域。
在双边合作方面，我们与很多国家开展积极合作，一方面，积极学习借鉴生态环保先进理念与经验，另一方面，也积极分享中国绿色发展的实践和做法，形成了合作共赢、互学互鉴的合作格局。合作领域涉及国际环境公约履约和污染防治生态保护重点工作，以及可持续交通和农业、气候变化和清洁发展机制等领域。
比如在中俄环保合作方面，采取了政府和民间双轨制。政府层面，依托中俄总理定期会晤委员会环保合作分委会机制及其相关工作组，双方在环境政策对话、污染防治、环境应急响应、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方面互信和合作不断加深。民间层面，在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框架下成立了中俄生态理事会，我中心作为理事会秘书处，推动两国环保技术专家、科研机构、环保企业之间的交流，协调、增进两国环保技术交流和产业合作。
推动全球环境治理和气候治理
《环球》杂志：自成为全球环境基金（GEF）的项目执行机构后，中心是如何开发、执行并监管GEF的对华赠款项目的？截至目前，GEF总共支持了多少个中国国别项目、区域项目和全球项目？在运行GEF项目的过程中，是否也接触到一些新的技术和管理模式？
周国梅：GEF是全球环境保护领域最大的公共基金，为多个国际环境公约履约提供资金支持。截至目前，中国与GEF合作开展了211个项目，包括164个国别项目和47个区域及全球项目，涉及生物多样性、气候变化、国际水域、化学品管理以及土地退化等领域，为推进全球环境质量改善和可持续发展事业做出了示范。
我中心于2015年6月正式获批为GEF执行机构，是全球通过GEF认证的三个国家执行机构之一，也是中国唯一一家GEF执行机构。目前，我中心作为执行机构已经在生物多样性领域和气候变化领域成功获批2个GEF项目（“改善中国自然保护区可持续性项目”和“中国加强透明度能力建设一期项目”）。
借助GEF的资金和技术支持，中国国内环保政策、法规、标准等软实力得到提升，并带动了一大批环保理念和举措的创新与发展，推动了中国主要污染物防治减排、相关产业技术升级和结构调整以及关系民生的突出环境问题的解决。
通过创新示范作用，GEF资金有力提高了中国履行国际环境公约的执行能力，促进了一批与绿色可持续发展有关的国家法律法规、技术标准的制定和颁布，推动了国内资金流入绿色、低碳和可持续发展事业。
中国GEF项目的创新性和示范性效益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开展绿色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经验，被GEF誉为其业务活动中的典范。
生态城市的国际合作
《环球》杂志：在共同面对生态环境难题方面，我们贡献了哪些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周国梅：中国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推进绿色发展等一系列新发展理念，为全球环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16年发布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中国生态文明战略与行动》报告指出，中国是全球可持续发展理念和行动的坚定支持者和积极实践者，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将为全球可持续发展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作出重要贡献。中国在建设生态文明方面的大胆实践和尝试，不仅有利于解决自身资源环境问题，还将为后发国家避免传统发展路径依赖和锁定效应，提供可资借鉴的示范模式和经验，有利于推动建立新的全球环境治理体系。
特别是近年来，中国在打赢蓝天保卫战，改善城市大气环境质量方面取得显著成效，2013年以来，中国在经济持续增长、能源消费量持续增加的情况下，环境空气质量总体改善。2018年全国GDP相比2013年增长39%，与此同时，首批实施《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74个城市，二氧化硫年均浓度由40微克/立方米下降至12.8微克/立方米，降幅达68%；PM2.5年均浓度由72微克/立方米下降至41.98微克/立方米，降幅达41.7%。重点区域环境空气质量明显改善，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PM2.5平均浓度较2013年分别下降48%、39%和32%。北京市空气质量持续改善。PM2.5平均浓度从2013年的89.5微克/立方米大幅下降至2018年的51微克/立方米，降幅达43%。2019年110月累计浓度更是进一步下降到41微克/立方米。二氧化硫平均浓度为6微克/立方米，较2017年进一步下降25%。人民群众越来越拥有“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的获得感。
此外，生态环境部等相关部门共同发布了《关于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意见》和《“一带一路”生态环境保护合作规划》，搭建了“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和生态环保大数据服务平台，设立了“一带一路”环境技术交流与转移中心，开展“一带一路”重点区域、重点领域的合作，分享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理念与实践，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在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方面，依托澜沧江-湄公河环境保护合作中心，推动澜沧江-湄公河区域绿色与可持续发展，联合制定并通过《澜沧江-湄公河环境合作战略（2018-2022）》，实施绿色澜湄计划，积极推动区域和重点国家空气质量改善与监测示范、生态工业园环境治理能力提升，推动澜沧江-湄公河绿色经济发展带建设。
来源：2020年1月8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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