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疫情带来的动荡和竞争的激烈程度，中国企业必须使出浑身解数，制定能带来价值和持续发展的战略。因此，创新往往是最重要的一环，不少中国企业对创新非常重视

企业领导者们必须要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场景进行深刻的思考和判断。2020 年，世界上发生的大事还在改变着整个世界的发展，中国也不能独善其身。但疫情后的新全球秩序仍然扑朔迷离，大家都知道它会很不一样，但却不知道它会以怎样的形式出现。

对企业来说，这样的巨大拐点可以带来巨大的危机，但也可能是巨大的发展机会。企业领导者所做的决定将会影响这家企业未来若干年的发展。这次疫情给企业领导者带来的一个最大的启示就是：没有企业可以独立于地缘政治之外。以前，我听过有些企业家说，「我不参与政治」或「我不懂政治」。疫情前期和中期的发展告诉我们，地缘政治就在我们之中，你喜欢或不喜欢都一样。而且，往往许多地缘政治的举措是不为个人意愿所影响的，而中国恰恰是在全球焦点之内。

企业领导者面临着一个快速改变、模棱两可、动荡不羁的世界。当然他首先要确保企业能够运作下去，确保现金流的稳定。但同时，他必须要有足够的战略思考能力，对未来的可能场景做出判断，继而领导企业走上正确的方向。

非线性的企业思考

在当下和疫情结束后，纯粹依赖过往经验为未来作出线性、单维判断的思维是行不通的。企业领导者必须进入一种非线性、多维的思考方式才能应付目前的挑战，即将「动态」代替「静态」。「动态」有几层含义。第一，没有任何竞争优势是永恒的，所有竞争优势都是短暂的。第二，企业战略考虑的是在机会与能力之间的取舍，而在进行取舍之余，企业业务的边界是可移动的，有时扩大、有时停在某一点、有时收缩。第三，在进行战略抉择时，能力的匹配是关键。一部分能力可透过自建建立，另一部分能力可透过与第三者们建立「生态系统」来达到。适时和适量的变革是必须的。

上述的战略、能力建设和组织变革的大前提是对未来世界和中国格局的一种判断。而这种判断将有它的通用性，但也会因具体行业不同而异。举例来说，不少人指出中国与西方之间可能会「脱钩」或起码会发展出两种制度。这在科技含量较高、与国家当地政策息息相关、同当地基建特别是数字基建比较相关的行业中较容易产生。汽车行业是其中一个代表性行业。汽车行业正在经历着智能、连接、新能源和自动驾驶等多方面的巨大改变。而中国在这些方面的发展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与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路径和速度不一样，导致汽车生产商必须要考虑设计两套系统来应付两个不同的市场。但在快销、零售、餐饮等行业，这种情况就不会出现。

美国杰出的企业本质上仍然是全球化的支持者（尽管疫情的出现和美国本土政治保护思想的抬头），因为它们之中的大多数都是全球化的得益者。但是随着中国在过去十多年的高速发展，这些企业感觉到自己有点跟不上。以前从美国直接将产品或商业模式带来中国就能行得通的日子愈来愈遥远。他们的心态也逐渐在调整，从「西方到中国」到「中国到中国」再到「中国到全世界」的过渡。中国杰出的企业中很多也是全球化的得益者，但它们的起步比美国同类企业晚得多。它们之中极少有能称得上是真正的跨国公司，小部分是多国经营公司，大部分仍只是在「走出去」的阶段。最近国际局势迅速改变，本土主义在某些国家抬头，地缘政治的重要性日益高涨，中国企业海外发展并不一定一帆风顺。每家企业都需要从长计议，小心慎重考虑自身发展战略。当然，本土市场仍然是绝大多数中国企业的竞争之地。随着疫情带来的动荡和竞争的激烈程度，中国企业必须使出浑身解数，制定能带来价值和持续发展的战略。因此，创新往往是最重要的一环，不少中国企业对创新非常重视。

中国企业良莠不齐，有好的也有不好的，有凭借聪明才智取胜的也有不少只靠走捷径获利的；更有一部分习惯了享受过去带来的红利，看不到新的拐点，也损失了不少机会，甚至被新来者所湮没。相对西方市场经济，中国的改革开放只用了短短的几十年。在历史长河中，这是一段非常短暂的时段。但此时段中却孕育出为数不少的所谓企业家。因历史条件相对薄弱和其它综合性因素，不少貌似有点成就的中国企业家事实上对企业家精神和它代表的价值观的认知可以说是非常的差。不少表面功成名就的企业家，实际上在修养和世界观方面仍然乏善可陈。

新世界秩序下的跨国公司

中国企业在国际上要逐渐建立真正意义上的跨国公司。要做到这一点，企业领导者必须要有全球视野，而不仅仅是从中国去看全世界。首先，领导者要对全球不同国家地区的不同法规、制度、人文环境、文化都有足够的包容性，能够按每个地区人才的相对优势建立一个全球范围内最优化的能力和资源网络平台。其次，领导者要将企业的目标放在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利益的最大化上，而不仅仅是放在股东利益最大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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