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后，袁永华就泡在了工厂附近的劳务市场里招人。他的工厂需要招40名装配工、30名组架工，以及冲床工、包装工、清洁工等数十名一线员工。袁永华透露，目前装配工的底薪为5000元，每天工作八九个小时，计件多的装配工，一个月薪水能多三分之一。

袁永华所在的企业从事户外用品、箱包等制作，企业成立十余年，70%外销海外，沃尔玛等均是企业大客户。企业也有自主品牌，产量占全厂的40%。工厂里百分之七八十都是老员工，主要负责箱包等产品。“箱包的工人做了十几年，对生产非常熟悉，缺人的主要是户外用品。”

最缺人的装配工岗位，是传统工厂都有的流水线，每天一条线能生产3000件产品。“资历久的装配工，订单多的时候，每月薪水能拿到1万多元，其他人也有七八千元。”袁永华说。

不过，技术工工资高，但责任也大，有绩效考核，赏罚分明。他曾在广东的企业做管理工作，相比以前，现在工厂的管理约束更少了。“现在扣钱没有以前多，上下班时间和请假批准也更宽松。”

即便如此，还是很难招到年轻人。袁永华估计，从当地劳动市场的情况来说，25岁以下的年轻人比起去年少了20%。“有的人可能去送外卖、快递了，相比工厂更自由，待遇可能也稍微高一点。”

年轻人更偏向打零工。即使是进工厂的年轻人，也常常做一个月就走了。

邱建生是永康市云祥人力资源有限公司的创始人，他发现，00后已经不愿意进厂。“现在工厂不是招不到人，而是流失率太高，能达到50%-60%，年轻人不愿意长期待在工厂了。”

用他的话说，00后工人和70后、80后不同，大多是独生子女，有父母帮衬，只要手里有钱吃饭，“想辞职就辞了”。

在永康的不少企业，已经开启“生产智能化”的进程。永康以五金产业著称，这是劳动力密集产业，有较强的智能化需求。但对于附加值低、产量小的产品来说，智能化成本太高。“例如十多块钱的箱包，用机器生产不划算，很多企业不敢投入。”

袁永华透露，如果是远销欧美、利润高的产品，机器换人的收益也高，很多大型企业已经投入智能化。但对于中小企业，即使有政府补贴，也难以转型升级。“我们企业冲床岗位部分智能化了，但装配还没有智能化，不光投入大，而且可能还没有人工效率高。”

永康紧邻义乌，不少企业以外销为主。外贸企业生产季节分明，“一年可能只有两三个月，接了外贸单才开始用工生产。”邱建云说，这也使外贸企业倾向于与劳务公司合作，有用工需求时才找劳务工，以减少成本。

面临转型困难的传统工厂可能难以与外卖、快递等新业态竞争。“经济本身不怎么好，很多企业都撑不住了，更不可能加工资。”在过去，中国制造业以物美价廉著称。“产品低端，没有自主品牌，利润低，唯一的盈利点就是人工便宜。” 邱建云说，而现在，这一点也在逐渐改变。

邱建云的劳务中介公司在去年亏损了10万元。“大多工人的介绍费是500元一个月，而招聘、税务和办公费用等成本，摊在每个人头上也要400多元。”邱建云说，去年用工需求不多，而成本相对固定，导致出现亏损。

邱建云曾在台资企业工作数年，当年招工时，入职三个月才和工人签劳动合同。“现在满一个月必须签劳动合同，三天以上必须结清工钱。”浙江省也逐步要求企业为员工缴纳社保，最低按社平工资60%的基数为员工缴纳，但目前还未强制执行。邱建云说，一旦执行，他很难承担这部分开支，“减去成本后，剩下的钱不够交社保了。”

在他看来，曾经以世界工厂著称的中国传统中小制造企业，正在面临比预想中残酷的淘汰制。“没有高新技术，没有自主品牌，用工成本在增加，生存空间只会越来越小。”

（应受访者要求，袁永华为化名）

记者：蒋芷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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