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良超曾长期从事航天工程质量可靠性研究工作，是我国优化设计领域研究与推广的最早倡导者与推动者，是多目标决策研究领域的开拓者。

20世纪80年代，他参与了中国质协、国家质量技术监督总局组织的课题研究和推广工作，担任全国“质量否决权”、“质量责任制”课题组组长，其研究成果被整理成《质量否决权理论·方法·实践》一书，由新华出版社正式出版，在行业里有很大影响。

在具体工作中，他感悟到，要增强全民质量意识，一定要联袂媒体“造势”，多搞几次全国性的有影响的活动。无意间，他成了轰动一时的“中国质量万里行”活动的催生者，组委会成员，是质量管理学术界的唯一代表。
那时1991年，金良超策划组织全国质量责任制学术研讨会时，通过柏生联络了包括新闻单位在内的七个部门联合举办这次会议。当时中国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曾长期困扰中国的商品短缺现象有所改变，我国经济步入由“生产供给型”向“消费引导型”转变的时期。然而质量的进步跟不上数量发展的速度，带来了新的社会矛盾。全国消费者对质量问题的投诉逐年增加，1988年是10万件，1989年上升是14万件，1990年达到22万件。1991年，国务院开展了“质量、品种、效益年”活动，稍有下降，但仍然有21万件。1992年春节前，中国消费者协会累计收到投诉信100万封，其中抱怨商品质量差的有70%，揭露假冒伪劣现象的占10%。全国质量责任制学术研讨会得到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的肯定和支持，开得很成功，影响也很大。

会后，新闻界同志提出接下来能不能再搞一次有影响的活动？经讨论，提出了“中国质量万里行”的构想。发起单位是两家，一家是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一家是《人民日报》经济部。活动方案拟请时任国务院生产办常务副主任赵维臣担任组委会主任，艾丰担任副主任。

1991年12月14日，“中国质量万里行”的活动方案上报给赵维臣，得到了他的支持转呈给当时兼任国务院生产办主任的朱镕基副总理。10天后，朱镕基副总理对活动方案做了批示，表示支持，并指出：第一，发挥新闻监督、群众监督的作用，政府部门不参加组织委员会，可请艾丰担任主任。第二，不要组织声势浩大的集中采访活动，以分散私访、事先不做准备为好，这样才能发现问题。第三，正面报道真正好的典型是必要的，但更多的要揭露问题，否则脱离群众。第四，谢绝地方一切招待吃请，严格防止给企业摊派活动经费，不增加企业负担，真正贯彻中央关于搞好大中型企业的精神。显而易见，活动方案因此上了新台阶。

以新闻单位和群众组织为主，去唤醒中华民族的质量意识，这在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金良超是质量管理专家，活动策划筹备时大家经常在金良超家里相聚讨论，因此，他也就自然成为活动的催生者。

“中国质量万里行”一行到乐清时，金良超特地带去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雷洁琼亲笔的题词：“质量兴则乐清兴。”这无疑是金良超捎给老家乐清经济发展的一剂不可多得的“仙丹妙药”。在乐清市委、市政府的重视下，乐清市也开始实施质量推进计划，为今后乐清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监察部第一批特邀监察员
1989年12月，监察部和中共中央统战部研究商定，从民革、民盟、民进等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推荐的人士中，选聘了21名专家学者为我国第一批特邀监察员，参与行政监 察工作。特邀监察员在执行行政监察任务时具有与监察机关工作人员同样的检查、调查和建议等项权力，其任务是随时向监察部反映有关监察事项的情况、意见和建议，转递人民群众对监察对象的检举、控告材料，参加监察部组织的专项检查或重要案件的调查，对监察工作中的重要决策提供咨询。时任民进中央委员、民进中央政法财经委员会副主任的金良超也名列其中。名单经《人民日报》报道后，前来喊冤告状的基层群众接踵而至，让他忙得不亦乐乎，其中很多人来自家乡乐清。一时间，他又成了手握尚方宝剑的钦差大臣。

面对有求于己的基层群众，金良超总是热情接待，认真办理。当年乐清市翁垟街道有个原在蒋介石的侍从室担任少将，解放后整整坐了25年牢，释放后马上提出伸冤，理由是为共产党做了许多好事，却被误为战犯。那人伸冤多年未果，最后找到金良超的大哥、时任乐清市政协委员的金良均，提交了一大包申诉材料，希望金良超能帮助向组织反映。材料到了金良超手里，他认真阅读梳理，仔细地分析归纳，心里十分沉重。他觉得共产党坐了天下，决不应忘记为共产党做过好事的有功之人，那样会让老百姓寒心的。他觉得自己心有余而力不足，但又很想帮助老乡。无奈之下，只得求助岳母王美兰老太太。
王老太太是个有副侠义心肠的老红军，很肯帮助人，特别是纠正冤假错案。果真，岳母王美兰爽快地答应帮他。次日,他就以岳母的名义亲自跑到中南海，把材料递送给胡耀邦总书记，且很快就得到胡总书记的批示。中央办公厅直接打电话到乐清县委，最高法院也很快派了三员调查人员到乐清落实平反错案事宜。此事后来在家乡乐清成为美谈。
有个周六下午，金良超下班回家，见有个中年女子在家门口哭哭啼啼，原来是来求救的老乡，名叫倪秋莲。一个月前，她在金良超中学同学及老家检察院一位同志的陪同下，曾来京向金良超反映过她丈夫老徐被郑州市公安局某分局非法抓走的案情。
原来他们在郑州做布料生意，向隔壁摊位的郑州老婆子借了6万元钱，后耒已送还了，老婆子的儿子收了钱，打了收条，但借条还在老婆子手里。过了一些时日，那老婆子又向倪秋莲要钱。倪说已还了，但一时拿不出老婆子儿子打的收条，事后才找到。纠纷因此升级，生意无法做了，倪秋莲夫妇转到石家庄。不料郑州那家子还不放手，又诬告老徐盗窃。春节期间，还陪同几名公安人员到乐清来非法抓人，秘密把老徐抓到了郑州，扬言要徐家拿6万元钱来就放人。
金良超了解基本案情后，先是致信郑州市领导反映案情。为进一步核实案情，他专门到郑州进行明察暗访，接触对方当事人一家和公安办案人员。他亲耳听过办案人员的狂言：“北京有人诬告我，我要到北京抓你们，一个诬告关你15天，现在撤诉还来得及……”
金良超没有退怯，回京后以“中原奇案”为题整理了一篇调查报告，报中纪委领导。在公安部过问下，对方有关办案人员只得放人。不料老徐一走出公安大门，就被绑架到已停在门口的车上，关押到郊县某厂区的一间房子里。而老徐的身份证、手表、项链，仍被扣押在公安局。每天晚上，在那间房里都有2名打手用砖头、棍棒对老徐进行拷打。连续20多天，老徐一直被铐在暖气管上，命在旦夕。若不是邻近一名退休工人冒着人身安全的危险，把这个消息传递出来，后果不堪设想。
金良超听罢倪秋莲的哭诉，感到事情紧迫和严重，顾不上周末的休息，连夜给公安部有关领导打电话，报告案情，请求救援。星期日，他又给沁阳县公安局发电报，但得到的回复是“查无此地”。后经核实确认不是沁阳是荥阳县，金良超又给荥阳县公安局发电报，但杳无音信。金良超便当机立断，派倪秋莲弟弟带着金良超的信件、案件材料和特邀监察员证件复印件，立即赶赴荥阳县检察院求援。正好碰上非常正义的法制科科长，立即从公安系统借出7把枪，带着7名小伙子把老徐救了出来。老徐到北京医院检查，声带被打坏，3根肋骨被打断，胸腔积血1000cc。
类似的故事不胜枚举。金良超说，自己退休后整理书藉和材料时，收到反映和告状伸冤的群众来信及材料还有一个大麻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