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迈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秘书处秘书长。曾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市场研究室主任、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成员，流通体制改革领导小组成员。 长期研究中国发展问题，关注农村问题、社会公平和偏远贫困地区儿童早期发展。

获奖理由

他是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的得意门生，上世纪80年代积极投身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研究。50岁时，他迈入公益行业，执掌一家新起步的“国字头”基金会；他带领团队，调查贫困地区儿童营养不良问题，促使“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施，惠及数千万学子。如今，他依然奔忙，推动政府决策，促进社会公平。他是别人眼中的理想主义者，更是践行初心的行动派。

2019年度公益人物

卢迈：行走在“庙堂”与“江湖”之间

本刊记者/徐天

发于2019.12.30总第930期《中国新闻周刊》

对多数人而言，50岁意味着事业接近尾声，退休已在眼前。卢迈则不然，五十而知天命，似乎是对他最恰当的阐释。

归侨子女、66届高三生、77级大学生、在杜润生门下做农村研究，前半生里，卢迈的每一个人生际遇都踩在国家的转折点上。1997年，50岁的卢迈离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进入全新的领域，执掌刚刚起步的“国字头”基金会——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并与之相伴至今。这也成为卢迈人生中最长的一份工作。

熟识卢迈的人常说，他谦逊、温和、不抱怨、不退缩。卢迈则对《中国新闻周刊》引用昔日老领导王岐山对他的评价：得之于认真、失之于认真；要有理想，但不要理想主义。

如今，卢迈已是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年龄，但他仍对自己保留了一份警惕。

参与改革

卢迈的父亲早在大革命时期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广州国立中山大学毕业后，他辗转至上海，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经济学的翻译研究。日本占领上海后，他前往新加坡，开始侨居生涯。

1949年卢迈全家被逮捕、驱逐。在地下党的帮助下，卢迈一家在香港上岸，换乘去天津的轮船，来到解放后的北京。

卢迈从小成绩就好，一直是学生干部，初中同学回忆起他时，说他“低调、自谦”“出类拔萃”“名列前茅”。高中时，在卧龙藏虎的北京四中，卢迈担任学生会主席。不过，他的人生却在1966年滑向低谷。

“文革”开始后，摆在他们学生面前的选择有几项：参军、去工厂、上山下乡、插队，归侨身份使卢迈别无选择，去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1977年，恢复高考，此时已回到北京一家工厂做绕线工的卢迈被北京经济学院（现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录取。他选择了父亲自学时的研究领域——经济学。此时，卢迈已经30岁。所幸的是，等他毕业那年，风云际会的80年代已拉开序幕。

“要有理想，但不能理想主义。”最早是杜润生在上世纪80年代对年轻人们说的。杜老说，你们有理想还得要跟经验结合，跟你所处的时代、跟国家的实际情况结合。

当时，毕业后留校任教的卢迈，与一批青年教师和研究生一起，计划建立农村市场与流通改革研究组（以下简称流通组），参加热火朝天的农村改革研究。他们四处找婆家，最终一家中央机关——杜润生领导的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接纳了他们。

其时，杜润生门下已有一个十分出名的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以下简称发展组），由北大、人大、北师大的学生组成，成员包括后来的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杜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等。他们多数下过乡，有实际经验，也有系统知识，彼此兴趣相投，组成读书小组，讨论农村问题。杜润生得知后，给予了他们支持，让他们系统地研究农村问题，比如农民自发的包产到户问题。后来，才有了1981年农村改革第一份中央一号文件，给予包产到户以合法地位。

发展组一炮打响，另一批年轻人受此启发，也组织参与进来，组成流通组，成员包括后来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樊纲、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卢迈等。

同在流通组、后来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创院“六君子”之一张帆仍记得，发展组来给他们上的第一课就说：“对上不要怕，对下要好。”

正如周其仁后来所回忆的，在那个北大学生自发打出“小平，你好”旗帜的年代，年轻人都觉得应该对这个开始显现出希望的国家尽一点力，使她变得更有希望。十分巧合地是，一批年轻人被吸收到中央农村政策制定过程里，他们身逢其时，背着书袋子与笔记本，在村庄田野和中南海之间来来回回，调查、访问、整理、汇报，不经意之间就走进了一个书本上没有的学问天地。

1985年，已是北京经济学院贸易经济系副主任的卢迈离开学校，进入由发展组变更而来的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工作，王岐山是第一任所长。不久，他又参与成立了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并担任副主任、主任。

这段西黄城根南街九号院的经历，给每个身处其中的年轻人，包括卢迈，都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后来，卢迈多次谈起杜润生的工作方法。他说，政策的出台并不容易，甚至充满了激烈的争论，反对声音很多、分歧也大，但杜老会用一种圆融的艺术、实事求是的态度，将不同的意见衔接起来，寻求各方的最大公约数，最终取得改革突破。

离开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后，卢迈前往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求学，认识了一些盛名在外的学者。他发现，这些过于自信的学者所提出的极具煽动性的方案，不见得真的能解决问题。

周其仁曾说，顾准在上世纪70年代写过一本文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这反映了那一代人思维方式的转变。

转投公益

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中，卢迈最常提到的词是“公平”。上世纪80年代，身处改革洪流最前端的卢迈与身边的人最关心的是效率。但进入2000年，他开始关注公平。

1997年，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成立时，并没有被赋予过多的期待与任务，它的宗旨只有一句话：支持政策研究、促进科学决策、服务中国发展。但基金会具体要办成什么样，并没有明确的目标和任务。

最初，卢迈被任命为副秘书长，另外还有一名副秘书长和一名工作人员。3个人、几百万注册本金，基金会就开始了运转。他们做的第一个项目是研究生奖学金计划——招聘实习生，让年轻人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来参与政策研究——颇有上世纪80年代发展组、流通组的作风。至今，这一项目仍在延续。

世纪之交，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日渐紧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领导在参加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后提出，希望中心也能办这样一个沟通对话的论坛，与世界对话，谋共同发展。

2000年，基金会承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横空出世，时任总理朱镕基、副总理温家宝等众多重量级嘉宾的参与，让论坛及基金会名声鹊起。至今，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仍年年举办，成为业界的一大盛事。

卢迈始终牢记“支持政策研究”的宗旨，基金会于2005年承接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中国人类发展报告》，并最终将这一报告命名为《中国人类发展报告2005：追求公平的人类发展》。这也是公平问题首次进入基金会的视野。

通过承接这一报告，基金会得出结论，要关注社会的底层，重点就要关注贫困地区，并从贫困地区的儿童入手。

十余年来，基金会的项目很多都与此相关——校餐项目，旨在推动贫困地区义务阶段的寄宿制学校给学生提供午餐；山村幼儿园项目，推动“一村一园”，为偏远贫困村落3~6岁儿童提供低成本保质量的免费学前教育；阳光起点项目，聘用本地初中以上文化的年轻母亲担任家访员，聘用有医疗卫生背景的专业人士担任督导员，形成县、乡、村完善的三级服务体系，干预0~6岁贫困地区孩子的早期养育，促进幼儿的认知发育。

卢迈不止一次谈到，投资贫困地区儿童发展，有针对性地采取营养、健康、养育和教育等综合的整体干预措施，确保贫困农村地区儿童获得平等的早期发展机会，是从根本上消除贫困的代际传递、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实现反贫困和共同富裕目标的重要战略举措。

“这是人类社会中少有的几项可以同时兼顾公平和效率的（投资），这个投资本身的回报是非常高的。”卢迈说。

受上世纪80年代的影响，卢迈认可通过实验区试点来推动制度建设、推动政策制定的过程。当时农村改革试验区涉及多方面试验，包括乡镇企业制度建设、股份制合作、土地制度改革、农民合作组织、户籍制度改革等，期待成功，也允许失败。不同意见在此过程中碰撞交流、实地检验，许多政策经此成型。而当下基金会的项目也因此与其他公益项目有所不同，形成了“社会试验”+“政策研究”的模式。

2006年，基金会调研发现，贫困地区的学生普遍营养不良。以广西都安县为例，13岁贫困农村男孩的平均身高仅相当于城市里10岁男孩的平均身高，许多学校只能提供蒸熟的米饭和白水煮豆芽作午餐，该县学生摄入的营养量甚至不到国家推荐青少年营养摄入量的60％。

儿童营养指标是衡量整个人群营养状况最敏感的指标，也是人口素质的基础。婴幼儿时期的营养不良可能导致儿童不可逆转的生长和认知发育迟缓。

次年，基金会开始在农村贫困地区开展学生营养改善项目，每天中午在食堂供应免费午餐，每餐每位学生餐补3元，选点在广西都安和河北崇礼，2000多名孩子因此受益。

两年后，通过对照组发现，这2000名儿童的身高、体重、贫血率乃至学习成绩都发生了显著变化。项目报告上报给国务院后，时任总理温家宝做出批示，下拨财政资金用于改善贫困地区寄宿制义务教育学生的营养改善，还采纳了基金会的供餐标准。

目前，该政策惠及834个县、3600万7~15岁儿童，中央财政支出超过186亿元。监测数据显示，2016年11岁学生的平均身高比2012年同龄学生平均身高增长了约6厘米。

这是典型的“支持政策研究、促进科学决策、服务中国发展”的项目。当然，并不是每一个基金会项目都能有这样的进展，比如山村幼儿园项目、阳光起点项目，都没有得到国家政策的支持和资金的倾斜。

对此，卢迈通常会客观阐述相关方的不理解、不认可，更多的是思考解决方案。基金会的合作者、敦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志洲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从未见过卢迈抱怨或发牢骚。

卢迈非常清晰地意识到，基金会的定位，是一个联系六方的节点，它的触角伸向中央和地方政府、国际组织、学者、企业、媒体以及公众。一方行不通，总有另一条路可行。比如在与政府合作不畅的情况下，他们会选择与媒体合作，或直接动员大众。

多数知识分子是不愿意谈钱的，但这是卢迈必须面对的事情。“人家说，这个基金会的秘书长就是一个乞丐，高级一点的乞丐。”卢迈说，他与团队拿着PPT去各个企业找人筹钱，“被人家拒绝的感觉，是很不好、很糟糕的。”他常常安慰自己，“我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贫困儿童”。

心里过了这一关，许多事做起来也就顺理成章。在不同的场合，卢迈无论做什么主题发言，最后总会提到基金会在做的公益项目，希望大家多多关注。

张志洲对这份执着很是佩服。他觉得，基金会的项目与地震受灾时建楼不同，花钱了，但不一定有当下的业绩。这也是一些政府部门对这些项目不积极的原因之一。但张志洲认为，卢迈对此进行过深入的思考，认为这是对的、有意义的事，因此毫不退缩。他说，“我每次遇到他，跟他交流之后，都觉得这些困难虽然存在，但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对此，与新中国一同成长的卢迈颇有感悟：“中国的事往往就是这样，看过程，总是沟沟坎坎，没有什么是容易的；但是如果看结果，却总是朝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