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是由于人类滥捕、滥食野生动物所致，人与自然如何和谐相处的话题，又一次以残酷的方式呈现在人类面前。由于缺乏对生态环境系统的科学认知，人们在处理与自然界的关系时，总是不自觉处于掌控位置，认为自然界只因“一切为了人、为了一切人、为了人的一切”而存在。于是，滥伐森林、污染河流、烧毁土地、捕杀动物等行为屡屡发生，由此带来的生物多样性被破坏、气候变暖导致的各类灾难、病毒传播等，不断给人类社会敲响警钟。

此次疫情带给人们哪些启示？疫情结束后，哪些问题应提至议事日程？

首先，从立法层面贯穿生态治理的理念。以往的环境治理更侧重于大气、水环境、土壤环境等环境类要素，而对于山水林田湖草、野生动植物等生态要素重视不够。“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基于本次疫情教训，野生动物的保护和监管要设置红线约束。保护野生动物的价值不仅在于对个体动物的保护，更重要的是个体背后的整个种群。通过种群的繁衍，维持大自然的生态平衡。其实，保护野生动物也就是在保护人类自身，因为超过70%的新发传染病都来源于野生动物。

其次，各地政府要尽快适应以“绿色”为导向的现代化治理模式。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应该面对生态治理失衡这一命题。作为具有宏观调控能力的公共性组织，在营造绿色生产生活中，政府承担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着重表现在对各级地方政府和主要领导政绩的考核，加大对绿色指标和管理方式的考核权重。充分发挥企业的活力和创造力，在绿色技术和绿色产品的研发上不断努力，发展绿色产业。新闻媒体应大力宣传绿色生活方式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定期向公众公开绿色环保的相关信息，包括新出台的政策法规、资金投入情况、生态环境保护报告、绿色产业发展情况等，让政府定期自查，及时纠正不足。就如本次疫情，若之前有定期的野生动物保护报告，地方政府就能及早预警。

同时，对于生态要素的保护工作，要推进“自然资源”的制度落实。2019年4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统筹推进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提出推动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加快构建分类科学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体系，处理好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关系，创新自然资源资产全民所有权和集体所有权的实现形式。让生态要素与人人相关、人人可监督，可以避免类似野生动物捕杀无人关心的局面。

第三，亟待在全民层面开展自然教育。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崇尚自然、天人合一的朴素自然观，对于江河山川有敬畏感，文化因子的传承已融入中华文明。而工业文明、消费主义的兴起，使得野生动物成为人们猎奇的对象，失去了对自然的敬畏，是奢侈享乐主义在作祟。要在衣食住行等领域不断倡导尊重自然、爱护环境的理念，在文化教育中，不断宣传健康的价值观和伦理观，引导人们正确对待生存的家园。

可以通过接触自然、亲近自然，认识自然之美，了解自然的价值和重要性，从而身体力行地爱惜自然、保护自然。比如，日本、瑞典等推行绿色生活方式比较成功的国家，都非常重视公民的自然教育，这些国家普遍认为从幼儿阶段就开始的亲近自然活动，是最好的自然教育。瑞典还制定专门法规来保护公共绿地的生态多样性和公众自由进入的权利，遍布瑞典的城市绿地不仅为各种野生动植物提供了栖息地，也为公众亲近自然、放松身心创造了良好条件。

党的十九大报告已经从顶层设计中明确了人与自然相处时应秉承的原则，如何具体落实到政府治理、市场活动、生活方式中，考验着我们每一个人。我国将可持续发展原则全面纳入国家政策和规划，实施了一系列重点生态治理工程，包括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防沙治沙、野生动植物保护、自然保护区建设等，正在扭转自然生态资源减少和退化的趋势，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的生态保障。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改变“人类中心主义”的狭隘观，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理念，为全球的生态安全贡献一份“中国方案”。（刘瀚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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