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读书、写作，以及评判一篇文章的优缺，大家见地各异，主张不一。鉴于此，特推出“名家谈写作”系列文章，让古今中外的名家与您“面对面”倾授他们的写作经验，或许某一句话便能让茫茫书海中的您恍然大悟、茅塞顿开。敬请期待。

——编者

张怡微

情感的质量

上一讲我们谈到了语言的物质性，将之用于写作，我们可以通俗地理解为，语言本身是可以展示其装饰功能的。首先，汉语的字形结构本身就具有视觉感，如果我们看《西游记》孙悟空当值弼马温一节，就可以看到许多诸如“骅骝骐骥，騄駬纤离；龙媒紫燕，挟翼骕骦；駃騠银騔，騕褭飞黄；騊駼翻羽，赤兔超光”的描写，这些“马”字旁的汉字就是装饰。另一种语言被通俗化的装饰功能，就在于社交媒体上的黑字“小金句”，除了传播上的意义，“小金句”对文学的意义不大，因为拿掉它们也不会影响什么，没有一部文学作品的意义是靠一句或几句“小金句”支撑起来的。第三类语言的物质性的表现，在于它歧出意义的历史性。汉语是如何成为一种物质形态、物质符号，从而进入到文学语言中，甚至成为历史符码的呢？譬如胡风的“时间开始了”、沈从文的“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张爱玲的“我们回不去了”，作家在写作这些句子的时候可能是无意识的，也未必将之当做一种时代的召唤，但语言似乎有着自己的命运，也就是唐君毅所言的“花果飘零、灵根自植”，历史的创痛经由时间的滤镜，令语言自身漂洋过海、历经复杂的变异，最终凝固为某种歧出的历史意义。意义的歧出似乎是来自于时间的流逝、历史的嬗变，但更重要的是，艺术家在当下感知到了什么，他们用年轻的、敏锐的、感性的知觉大面积冲撞过怎样的外部世界，构筑成为心灵的山河，最终留在了读者的心中。

我们提到了语言的暗示功能，举了台静农的名篇《始经丧乱》的例子，台静农本人非常娴熟运用语言的暗示功能，“人生实难，大道多歧”，他省略的部分，可能才是最触目惊心的关隘。他刻意引导读者避开创伤，却也指给我们看到抵达创伤现场的路径。仿佛在他那里，我们了解到在写作里触及创伤是一种获取力量的捷径，但作家完全可以不这么做，也依然带着力透纸背的心灵力量。

当我们进入到专业读者的自觉中，理当要能够分辨所谓“金句”和真正的文学语言之间的差别。写作金句其实是很容易的，正如比喻也是容易的。我们很容易找到很会装潢句子的情感博主，或者丢出刻薄比喻的网红作家，最终所能汲取到的力量却很微弱。林庚先生的《唐诗综论》中写唐诗的好，在于“易懂而印象深，易懂也还不算难得，难得的是能给人留下那么深的印象。更难得的是，小时候就背熟了的诗，今天再读还是觉得那么新鲜。这新鲜的不是那个道理，道理是早就知道的了，新鲜的事对于它的一种说不出来的感受。仿佛每次通过这首诗，自己就又一次感到是再重新认识着世界。”林庚先生的高徒、哥伦比亚大学的商伟教授在一篇谈及翟永明诗论的文章里，则将这种“说不出来的感受”，延伸为“它说出了每个人想说但又说不出的话”。这其实就是艺术语言不同于日常语言之处，归根结底意味着写作者是怎样认识世界的，是不是带有一种新鲜的启示，意味着写作者是怎样认识语言的，是不是对语言具有相当的敏锐度和想象力。我们和唐诗作者面对着相似的山河，相似流淌的时间，相似的生死大限，相似建构的友伦故事（相逢或惜别），但我们是怎样描述和提炼这些熟悉的事物的呢？而散文又能为这些“早就知道的道理”做些什么呢？

关于这个问题，给我最大启迪的文章，是王安忆写于1995年的《情感的生命》，收入于她编选的散文集《王安忆选今人散文》。她直指“散文的心”在于“情感”，回应了六十年前郁达夫遥远的期许。

首先，王安忆强调，散文不是虚构的，和诗、小说不一样。“在情节和语言上都无文章可作，凭的都是实力。无处借力，只能做加法。只能好了还要好。这是散文的语言处境：无处凭借，没有形式。杨牧也曾在《散文的创作与欣赏》一文中提出相似的观点，优秀的现代散文有一项特质，是西洋文学和古代散文几乎梦想不到的，它能“化有为无”，也能“无中生有”（见《文学的源流》，页83）。其次，真实所想、真实所感的质量，直接决定了散文的质量。散文是什么呢？情感的试金石。任何事情都可以拿来做题目，但资源有限。它是真正的天意”。王安忆老师举了加缪与张爱玲的例子做对比。有一句话值得重视，“这是经过理念高度总结之后的感性果实”。什么意思呢？好的创作需要理性地运用感性、需要写作者对思想有感情。这个描述非常精彩。高度理性其实是非常痛苦的觉醒过程，女性尤其天然回避着使自己成为高度理性的人的要求，原因很简单，外部社会对女性没有这样的要求，对女性的散文也没有这样的要求，我们缺乏这样的训练。但至少，感时伤怀的情调肯定不是高度理性，不稳定的情绪也不会是高度理性。

这可能与我们的时代处境有关，一切都是快速的，快速不足以孕育深厚。我们好像确实没有追求蓬勃思想的动机，我们更喜欢黑体字所能标注的观点，为的也是快速浏览。与此同时，我们没有鞭策写作者应该对思想本身做出更深层次的探索。在《情感的生命》里，王安忆批评了张爱玲，认为张爱玲是以实写虚的高手，说东道西，使得白话文丧失了“明白”的优点，这带坏了她的粉丝，“在煽情和滥情的空气底下，其实是情感的日益枯竭。”“张爱玲本是最有可能示范我们情感的重量和体积。”但她不知为何放弃了。关于散文的意境，王安忆提到了中国古代诗词中“深哀浅貌、短语长情”的审美方式，隐和略的笔法，追求的是意境，但意境和趣味却会瓦解尖锐。王安忆举了加缪的《灵魂之死》作为范例，认为这篇作品是智性散文的写作方式，写“孤旅”，“个人的体验对于他并不仅仅是财富，要给与他享受的，而是像灾难一样，它一旦降临，便意味着要开始一场艰辛的精神跋涉，前途叵测。”“尖锐和痛苦”是情感的质量的来源。用情感的锐力开拓与突破第一块石壁，为理性开道。这是王安忆老师的看法，也是她一贯的审美方式。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思考“情感的质量”到底是什么、又该如何获取的问题。我们该如何运用现代语言在较短的篇幅里描述清楚对于世界、对于人生的不满足，我们要如何界定虚构与非虚构，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去年的梦境剪裁入今年的某个雨天的午后，这种剪裁算不算是一种虚构（即使两件事情都是真实发生过的）？而在此虚构与非虚构的壁垒之下，现代散文真正的权力范围又在哪里？

要解释这些问题，或许要厘清汉语写作根本问题的认知，即：情感到底是不是可以用有限的汉语词汇来表达？在此之前，外部世界究竟是不是可以用语言表达？热爱文学的人潜意识都相信着这种可传达性，我们通过文字建构意义，我们通过文学从苦恼的、纷乱的日常生活世界里提炼美、提炼价值。但事情也许并不真的如此。世界的运行有既定的物理规律（有些写作者也企图通过小说打破这种规律），人生故事却可能是无头无尾的。我们爱一个人突然不爱了，这里的“我们”除了爱人，居然也可能会是“亲人”。我们生活过得好好的，面带微笑谦恭有礼不烟不酒，疾病却突然来临，这到底是为什么？（许多宗教也在解决这件事，解决义人为何受苦的大问题）我们想好了下次见面要对在意的人说些什么，却仿佛再也没有了下次。我们早就说好了要当一辈子的好朋友，可有天奋力地开了一个玩笑之后，你突然觉得青春的欢聚再也回不去了，好像也是生活常态。这种复杂的感受多少令我们困惑、令我们感到不满足，还好有写作，至少写小说可以改变这件事，写小说可以让一种物理规律让另一种物理规律破坏，可以令疾病恢复健康，可以起死回生，可以让有情人在街角的咖啡店再见上一面，可以让一切的遗憾有个“ending”，没错小说是需要“结尾”的，生活却不一定有结尾。美剧《纸牌屋》里，女主人公的情夫汤姆是个作家，他心心念念缠着这对极品夫妇，为的是自己写作的故事还没有结尾，最后还赔上了生命。政治人物觉得汤姆是个词汇量很大、但并不需要任何“结尾”的次要人物，但作家汤姆执着地追求一个“ending”，他写作的故事的“ending”，这很有趣。这里想表达的意思是，小说的虚构性面对的是处理欲望的问题。什么样的年轻人最想要写小说？受辱、仇恨、心碎可能都是进入写作的强动机。所以渴望讲故事的人，并不需要太大的词汇量，也不需要训练自己情感的质量，他只需要修改“ending”，以期实现和征服世界差不多的欲望。所谓“what if”，就是建构可能性，周星驰《大话西游》建构可能性、基耶斯洛夫斯基的《机遇之歌》也建构可能性，但我们都知道，没有一个人的人生会产生三种结果。这样的事，只能在虚构中发生。

小说原本就是这样的游戏。我们在第一讲时已经提到，如今是一个小说占领文学主权的时代，游戏粉墨登场，承担了越来越多的反抗的职能、启蒙的重任。小说可以处理大量外部世界的物质材料，通过语言，让人生故事变得可以表达，通过结构剪裁，让故事显得严密、有逻辑，通过强动机，让故事生产出别开生面的“ending”。相较之下，散文负责处理着无法修改世界、也无力征服世界时写作者的内心生活。更重要的是，散文还能与诗歌一起分担处理一部分其实“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外部世界。如果说，现代诗呈现的是对于汉语本身的虚构，那么情感的锐力在散文中就会显出更卓著的职能，它理当建构语言、情感与美的关系。

现代散文可以处理的材料是生活提供给我们的答案，那些答案令我们在情感上亲历尖锐的痛苦，这是我们的写作资源，我们可以通过写作，在散文中观看世界、观看他人、观看自我，开凿人与人情感面向上的明暗、冷热、亲疏。哪怕没有能力改变事实，我们却可以通过书写散文，一点一点改变我们对于事实的看法。支撑这种看法的基石，可能是思想的、美学的、宗教的、人生的。它的历史脐带，依然是通向沉重的天、地、人。通过探索无韵律的、散体的白话词语更有想象力的组合方式，启迪陌生经验的罩门。通过发明对汉语的新感觉，重新命名人的复杂情感，以更为理性的形式，框定经验的结构调整、情感秩序的剪裁，将艺术性与理性结合在一起，以期把握较之现代诗与虚构小说力不能及的“真实”，铭刻私人历史及历史意识的流变。

现代散文的处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相对不那么功利、竞争不那么激烈的创作和思想环境。从晚清到五四的白话文运动，大大拓宽了散文题材的边界。这是白话的成功，而不是散文文体的胜利。正因如此，散文反而在不断生长，不断反思，恰如我们写作者黑暗中的摸索。复旦大学创意写作专业的另一位导师龚静对此有很温情的总结，“散文是人书俱老的题材，一边写一边探究，一边写一边怀疑，一边写一边不断碰撞可写与不可写、写到与永远写不到的世界，探究不写到比写到更有价值的边界，是我们运用散文的际遇”。不管我们多渺小，我们都是情景中人、历史中人。散文距离情感更近、距离语言更近，古往今来，它曾以无情的方式记下有情的事，也曾以有情的方式记下有头无尾的多少要紧事。离合悲欢，千丝千肠，在散文里没有挽回的可能性，这是散文的忍心。

关注生态文明

馈赠名家字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