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参加中共一大的代表人数这一问题上，亲历者的回忆往往相互龃龉，甚至同一个人的回忆因为历史条件的变化而有不同，就此形成“一大谜团”。几十年来，相关研究者爬梳考证，新说丛出，某些方面至今仍难有一致的结论。

　　一大代表人数的几种说法

　　1921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大会的代表，对于这第一次的重要性几乎没有什么概念。再说当时代表的党员才50多人，会议是在秘密状态下召开的。客观地说，起码在当年没有人能预测到这个党会给中国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第一次的重要性随着党的地位的提高，才愈益加重了其砝码。那么，这个第一次的代表也因之有了不同寻常的位置。代表人数是13人、12人、11人、10人，才在多年之后随之出现。

　　几十年以后，经过党史专家的考证，终于得出一个大家都认同的结论：当时的代表为13人，他们是张国焘、刘仁静(代表北京),王尽美、邓恩铭(代表济南),董必武、陈潭秋(代表武汉),李达、李汉俊(代表上海)，毛泽东、何叔衡(代表长沙),陈公博、包惠僧(代表广州),周佛海(代表日本)。再加上两位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尼科尔斯基，参加会议者共15人。这个过程并不像说起来这么简单，其中尤以12人说的影响最大也最广泛。

　　12人说的来源有多个，一个是毛泽东，一个是张国焘，另一个是共产国际的报告。毛泽东在1936年秋同斯诺谈话时，说参加一大的代表是12人，但没有列出代表名单。到1945年党的七大召开前夕，毛泽东又说是12人。这个时候，毛泽东在党内已确立了真正的领袖地位，他的说法也就带上了权威的意味。

　　在此之前，周佛海于1927年发表的《逃出了赤都武汉》中说，参加会议的代表是13人，并给出了除两位济南代表之外的名单。1936年，陈潭秋在莫斯科写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中，也说是13人，并给出了济南代表王尽美、邓恩铭的名字。这两份回忆加起来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代表名单，可惜在毛泽东谈话之后，13人的说法就靠后了。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里也说是12人，且在列出的名单里去掉了何叔衡。为什么是何叔衡？他给出的理由让人啼笑皆非，他认为何是位“冬烘先生”，对共产主义完全无知，并说，他因为听不懂大家讨论的内容，提前离开了。

　　在1959年之前，董必武一直坚持13位代表的说法，还给出了13位代表的名字。在1959年的时候，他看到了中央档案馆送给他的苏共移交的共产国际关于一大的报告，里面说代表人数是12人，他就表示愿意放弃13人的这个意见。可据后来的考证，共产国际的报告是将陈公博排除在外了。原因是陈公博没有参加在南湖的闭幕会议，上报国际的闭幕会议决议自然没有他的名字。董必武是受了这个材料的影响，有没有毛泽东确认12人说的影响，恐怕难以排除。

　　11人的说法，则将两位山东代表王尽美、邓恩铭排除在外。原因是他们当时都是中学生，没有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10人说的理由是，何叔衡提前走了。在遭到法租界警探的搜查之后，会议转到嘉兴南湖继续进行，李汉俊、陈公博又未能赴会，最后的代表是10人。为什么焦点集中在包惠僧身上

　　李达在1949年前后写的自传里，给出的代表名单里排除了包惠僧。他写道：“包惠僧并不是由地方党组织推选到上海出席的代表……7月1日晚上开会的时候，包也随代表们开会去了，代表们也没去拒绝他，这是事实。因为当时并不知道组织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但代表们并不承认他是代表。事后，包惠僧自称是广州党组织的代表，这不是事实。广州代表只有陈公博一人。”

　　按照李达的解释，包惠僧确实参加了会议，但又不是代表。董必武说包惠僧是一个新闻记者，是列席的，不是代表。另有人解释说，包惠僧是作为陈独秀的私人代表参加一大的，算不上正式代表。在1969年的中共九大上，毛泽东在讲话中也明确排除了包惠僧。这么一来，12人说几乎成了不可易移的真理。

　　那么，为什么焦点集中在包惠僧身上呢？其中的原因确实耐人寻味。首先一点是为了证明毛泽东12人说得正确；其次是因为包惠僧后来有过长期的脱党行为，并在新中国成立势所必然的时候，仍在观望；再次，是不是其中含有个人恩怨的因素，仍然是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另外，是不是包含对陈独秀不来参加会议，且说包惠僧可以代表自己有反感？

　　关于包惠僧的代表资格问题，实际上是一个伪命题。正如李达所说，当时并没有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因此根本就不存在代表资格问题。当时，李达、李汉俊在上海发出与会通知的时候，只是让各地的小组派出两位代表，并没有指定由谁参加，只要是小组派出的与会者无疑就是当然的代表。有人说包惠僧来自武汉，这没错，但只要广州推荐他参加会议，他就是广州的代表。这一点，除了海外代表一人，其他各地方小组的代表都是二人，就可以很清楚地得出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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