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是预感到国内的形势越来越不乐观，继1966年3月11日召开中央专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后，周恩来又在四五月间，连续三次主持召开专委会会议，研究进行热核试验等问题。终于抢在《五一六通知》下发前，在5月9日，成功进行了一次热核试验，即通常所说的第三次核试验。

　　周恩来的军事秘书回忆说：“1966年6月30日，周恩来还亲自到火箭发射试验基地视察工作。同年9月，当我国核弹、导弹结合试验的工作准备就绪时，周恩来又亲自过问实验工作的许多细节，包括导弹飞行弹道、爆点、安全自毁装置等，并一再指示，要绝对保证安全。直到国防科委、二机部、七机部对‘两弹’结合的保险措施和安全自毁装置‘冷’试验和‘热’试验的安全可靠性进行了证实后，周恩来才放下心来。”

　　“文革”狂飙中的9月25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中央专委会第十六次会议。他既要表态支持“文革”，又要最大限度地保证国防科技事业少受干扰，其把握难易程度，不言自明。他在会上宣布：“中央已决定，工厂企业、研究机关、农村、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一律不组织红卫兵。已经组织了的，要协商取消。把劲头用到科研生产上去。原子弹爆炸，有专家的功劳。这些人不是资本家，不是右派，只要他们积极工作，即便是在思想上有毛病，在工作上还是要团结。”

　　10月8日，周恩来明确提出，对核试验要武装保卫，排除“红卫兵”的干扰，保证试验安全进行。

　　10月27日，装备核弹头的地对地导弹东风二号，准确命中目标，“两弹”结合飞行试验获得成功。

　　周恩来又不失时机地指出：“‘两弹’结合进展顺利，接着要抓战术导弹(地空、海防)。”

　　在此期间，专门委员会还原则批准研制攻击型潜艇。　12月11日，周恩来在中央专委会第十七次会议上，提出了要研制人造卫星。同时，为使核武器系列化，周恩来提出，1968年要把“东风3号”搞出来，“东风4号”可以试，洲际导弹也可能搞出来，全部在这四年内(1964~1968)解决。并同意在当年12月底或次年1月初进行这两次试验。 1967年，局势更加混乱，夺权风也刮到了国防科技领域。周恩来为了保护中央专委和国防科技骨干，想方设法阻止“造反派”夺权，而“造反派”却打着“革命”旗号恣意妄为。这个度如何把握，实际上要比走钢丝还难。针对二机部“造反派”夺了党委领导权一事，他气愤地说：“你们简直没边了。部党委上面还有中央，不能叫部党委靠边站。”又说，“与国防工业相关的各部部长、司局长，除中央已宣布停职反省的外，你们一个也不能扣留。否则，你们就要犯错误。没经中央批准，你们宣布罢官是不算数的。现在对干部的斗争方式已发展到打人、挂牌、游街，这是‘左’倾路线的恶劣作风，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了。我看了心里很难过。如果不指出来，让这样发展下去，我就有罪了。”

　　他反复告诫有关人员：“这些单位是国家的绝密工厂、院、所，对国防建设和加强战备极其重要，一定要保障其绝对安全，保证其连续生产。”“这些单位的‘文化大革命’，只能在业余时间进行，不准串联，不准停产，不准武斗，不准夺权。”周总理竭尽全力地保护了参与我国尖端科技的技术专家和行政领导干部。他命令第二、第七机械工业部和科研院、所的军管会负责人，采取切实措施，保护列入名单的科学家和干部的人身安全，并严肃指出：“如果这些人发生意外，我要找你们。”钱学森曾回忆说，“‘文革’中，我们都是受保护的；如果没有周总理的保护，恐怕我这个人早就不在人世了。”

　　在那样的局面下，能发出批评夺权派的声音已经很不容易了，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还把一些处境困难的中央专委委员接到中南海保护起来。这期间，周恩来还嘱咐秘书转告受到冲击的二机部部长刘杰坚持住，不能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

　　张爱萍曾回忆“恩来同志如同保护许多同志一样竭尽全力救我于水火。在罗瑞卿同志突遭厄运时，恩来同志派我去大西北基地指挥第三次原子弹试验，这当然是工作的需要，但也有很浓的保护色彩。在揪斗成风时，他又任命我为总理联络员，在国防科技工业领域处理部院合并的事宜，这虽然也是势在必行，但也有让我避开风口浪尖的意图。可是，我终于在他力不能及的情况下，被投入了一个秘密监禁人的地方，被扣上了一长串置人于死地的大帽子”。

　　为防止“造反派”的夺权行为干扰尖端武器研制，周恩来与毛泽东商定，首先在国防工业等相关系统实行军管。

　　正是由于周恩来的倾心维护，1967年的5月，我国第一颗氢弹的加工装配以及试验准备工作才全部完成。5月9日，周恩来主持第十八次专委会，要求6月20日之前做好氢弹试验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并于6月1日至l0日，陆续提出六七月份试验场和烟云经过地区的详细的气象资料，再决定试验日期。　6月初，正在准备氢弹试验的关键时刻，七机部一个名为“九一六”的“造反派”组织居然占据了国防部大楼。由此可见，尽管三令五申，国防工业系统也不可能成为世外桃源。6月3日，周恩来让秘书通知“九一六”派：立即撤出，如不撤出就不予接见。当晚10时至次日凌晨4时，周恩来接见国防工业系统群众组织代表和军管会代表，指出：七机部“九一六”在国防部搞“万炮齐轰聂荣臻”是错误的，你们要承认错误。批判领导干部可以，但不能揪斗，必须给他们足够时间去工作。现在，中央有任务下来了，就要把批判往后推迟。不要搞疲劳战，以免造成事故。

　　周恩来的讲话，使“造反派”多少有些收敛。　1967年6月12日，周恩来主持中央专委小会，研究氢弹试验的时间等问题。为加强领导且保护聂荣臻，周恩来说：“聂老总，恐怕还是要请你去一趟罗布泊，可以吗?”聂荣臻心领神会地回答：“义不容辞!”

　　6月l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这是中国进行的第六次核试验。

　　12月10日，周恩来召集中央专委会第十九次会议，研究即将进行的第七次核试验问题。针对“文革”中的派性斗争，周恩来下了命令：“一切两派争论都要停止，服从最高利益，全力以赴，形成整体。”

　　在周恩来的精心领导和安排下，l2月27日，我国第七次核试验取得成功。

　　时间进入到1968年，派性斗争已是难以调和，国防工业受到的干扰越来越严重。

　　4月20日，周恩来语重心长地对国防科委、国防工办、七机部等单位的代表说：“要允许别人犯错误，不要把别人一棍子打死。国防科委几位副主任有错误，要帮助他们改正。赵尔陆同志死了，有人还要打倒他。说句公道话，这个同志一直在后勤工作，勤勤恳恳。活的要保，死的也要保。聂荣臻同志我很熟，我们是老战友，毛主席要我帮助他。不能说国防科研、生产中有坏人，领导就一无是处。国防工办、国防工业部门做了很多事情是合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在国防科研、生产、教学上也是做得对的。各有中心，各有重点，不然，我们的东西怎么能上天?现在国防科研、生产、教学急需组成班子，不能再等了。生产上不去，我很痛心，再不能耽误了。应该赶快结束争论。”

　　7月初，国防科委机关“造反派”诬蔑聂荣臻“捏造毛主席最高指示和林副主席指示，从政治上陷害毛主席、林副主席”。黄永胜、吴法宪据此写报告给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及“中央文革小组”。为保护聂荣臻，7月11日，周恩来在报告上策略地批道：聂荣臻同志有错误，但“他还不是一个搞阴谋的人”。

　　1968年12月11日、l3日，周恩来召集中央专委会会议，听取钱学森关于“东风3号”中程地对地导弹的试验报告。14日，他向毛泽东建议批准这次试验，并说：“试验结果，无非成功或失败，即使失败，也可在发射过程中取得改进根据，以利再试。”

　　12月27日，我国用自行研制的“东风3号”导弹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新的热核试验。

　　在“文革”乱局中，周恩来始终坚持召开中央专委会会议，以保证尖端武器试验稳妥可靠、万无一失。他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核试验关系重大，绝不能有一丝一毫马虎，我们国家穷，做什么事，都要考虑到，略有失误，都会加重人民的负担。”正是由于贯彻了周恩来的指示，我国的“两弹”试验和外国相比，事故最少，伤亡最小，成功率最高。

　　1970年2月8日，周恩来提出，要在国内搞核电站，要靠发展核电解决上海用电问题。后来，他又指示说，二机部不能只是“爆炸部”，除了搞核弹外，还要搞核电站。

　　在筹建核电站的同时，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上天”准备工作也进入紧张阶段。

　　1970年4月24日晚，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

　　1970年12月26日，毛泽东生日当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试验下水。

　　毋庸讳言，由于“文革”的干扰，尖端武器试验确实出现了一些事故。对此，周恩来并没有责怪参试人员。他一方面指示暂停试验，另一方面要求大家坐下来认真总结经验，找出失败的原因，再继续试验。

　　“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利用有利时机，重新启用了一批干部和科学家。

　　1972年5月18日，周恩来被医生确诊患有膀胱癌。但他依然抱病多次主持中央专委会会议。

　　1974年4月12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一次特殊的中央专委会会议，审查二机部一座核材料生产工厂的建设调整方案，并讨论清华大学的试验性核电站工程急需解决的一些问题。这也是周恩来主持召开的最后一次专委会议。这次会议审查批准了上海“728工程”(即后来的秦山核电站工程)的建设方案。在这次会议上，他一再告诫：“要想到21、22世纪，要为子孙后代着想。”他关心的不仅是核武器，他的目光更远大，已经考虑到原子能的和平利用，用核能来解决电能不足的问题，造福更广大的人民群众。

　　此后，周恩来被病魔摧残的身体，已支撑不起中央专门委员会的工作。令他欣慰的是，中国在1975年11月26日，成功地发射了一颗返回式卫星。

　　原子弹、氢弹、导弹、人造卫星这一系列成功，都离不开周恩来的精心指导。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告别了他终生奋斗的世界，留下了他未竟的事业，以及他对中国尖端科技事业的永久牵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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