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王助，美国波音飞机公司恐怕早已销声匿迹。

　　那是1917年，王助刚从麻省理工学院毕业，进入成立不久的波音公司担任总工程师。这个年仅24岁的中国人，很快为公司设计出一架B＆W-C型水上飞机。美国海军部认为这种飞机性能稳定，一次就订购了50架。

　　这份订单，为这家原本即将倒闭的小公司带来了第一桶金——57万美元，也为正处于萌芽阶段的世界飞机制造业，开拓了全新的发展空间。一家美国报纸曾写道：“作为波音第一任总工程师的王助，如同彗星般，将在美国的航空史上发光、闪亮……”

　　但美国毕竟不是王助的祖国。尽管这架飞机的设计、制造都出自王助之手，美国军方却担心他会偷学“美国最高航空技术”，不允许他进入飞行测试场地。

　　于是，“为祖国制造自己的飞机”，便成了这个“经受一生中最大屈辱”的年轻人最大的梦想。1918年，王助回国，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正规飞机制造厂——福建马尾海军飞机工程处。

　　不料，日后的数十年里，这个已在世界航空史上写下重要一笔的年轻人，却再也没有重现在美国的辉煌。他果真如同“彗星”般，逐渐黯淡无光。

　　他的桎梏太多。当局者并不清楚飞机工业的价值所在，研究制造飞机的经费迟迟未批，他只能利用原有的造船设备与技工。专业飞行人员也很缺乏，王助于1919年制造出的中国第一架水上飞机，由于找不到合适飞行员，只得由仅有数十小时飞行经验的华侨担当。

　　这却演变成了一场悲剧。在试飞时，由于操纵不当，这架凝聚了王助一年心血的飞机失速坠水，人存机亡。

　　由于史料匮乏，我们已无法得知王助当时的心情。但当时的海军部长陈绍宽，却为这场悲剧留下一个颇为合适的注脚。在报告中，他写道：“该处所造飞机无人敢飞……”

　　此后十多年间，王助也力图证明自己。他陆续设计制造出教练机、海岸巡逻机、鱼雷轰炸机等15架，还一手培养出数百名中国第一代航空工程技术人才，其中就有日后大名鼎鼎的钱学森。他将其招揽到手下工作，并亲自写信向政府推荐。

　　但时局动荡，经费紧张，马尾制造的飞机始终未投入成批生产。1931年1月，工程处迁到上海，并进海军江南造船所，1937年移至湖北宜昌，后来又退到四川成都，改组为第八修理厂，最终解体。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在成都建立中国航空研究所，王助任副所长。此时，他已是当时中国航空制造业等级最高的官员之一，却始终亲自参与飞机设计，他的办公室并没有办公桌，只有一张长长的绘图桌，每天都铺满图纸。

　　他差点又创造了一个奇迹。1946年，王助研制出一架巨型滑翔机，可以装载30名伞兵或同等重量的货物，而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同类飞机，只能装载10余名士兵。

　　只是此时，抗战已经结束，这张世界上最为先进的滑翔机图纸，就此被锁进保险柜中，不知所终。

　　王助最终的命运，也与这张图纸颇为暗合。1955年，撤往台湾的王助，再不能从事他为之奉献一生的中国飞机制造业。他在一所大学担任教授，讲授航空工程，随后患病，咳血不止，郁郁而终。

　　还是波音公司记起了他。2005年，工作人员在检索公司史料时，意外地发现一个签名为“TWang”的创办者。经过多方求证，他们终于“发现”了王助。

　　如今，位于西雅图的波音博物馆里，陈列着有关王助的资料、照片，和一块雕刻有王助肖像的铜匾。那张年轻的面孔，面对镜头，流露出一抹自信的笑容。

　　那个时候，他正站在世界飞机制造业的最前沿。

　　《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