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晨报》3月17日消息，湖南浏阳杨家收费站被央视曝光后仍收费。此前一天，《北京晨报》报道，杨家收费站被央视3·15晚会曝光，这家收费站设在309国道上，并阻断道路，将106国道上的车辆逼去收费。

　　这件事，我看话要分两头说。

　　一头是公路收费。公路收费已成中国奇观，收费道路世界很多国家有，但收费公路里程长、收费站点多则是中国之所特有。这种特色，说怨声载道，我看都不算贴切，完全是怨声连道路也不足以尽载。

　　主要说另一头，媒体。不是说媒体不该报道，媒体报道很正当，然而我不明白为什么叫“曝光”。我知道，现在大家对“曝光”这个说法都很熟悉，跟上了公路就按照与油钱一样的数目来准备买路钱一样习惯成自然。但我就不明白，这个摄影术语怎么会变成一个新闻术语，进而又变成一个社会熟语。

　　曝光是一个高度控制也高度精确的事情，很考验摄影师的能力。有时曝光不足，有时曝光过度，有时又需要一点不足，有时又需要一点过度，总之运用之妙，才成艺术，准确传达摄影师的意图。

　　新闻报道呢，传播事实，揭开真相，希望所有的事情都晒到阳光之下，原本无所谓曝光控制。而现在，曝光竟成了一个术语，意指对不怎么好的事情进行报道，就像这些事情原本就只该有一点点快门孔径和时间来咔嚓见光似的。

　　我总觉得新闻原本就是传播事实和真相，并坚守公正，且无所谓监督不监督。监督，不过是新闻所形成的一种效用而已，并非一种新闻样式和追求。形成监督的效用，不过是新闻总要面对事实和真相的不透明，而且这种不透明往往是权力起作用而已。新闻关心的是大众，如果权力不与大众相干，新闻也未必要去注意它。但现在大家都说舆论监督，好像这是一种特别的样式，加上一种特别的追求，我也权且跟进吧，概念细加辨析，有时会徒费口舌，语言处处蒙尘，话语系统也处处都已特色化，实在是没有办法。

　　但纵使如此，我还是不能接受把“曝光”与监督混淆不分的看法。我曾见有人气势很大地说，对不文明过马路的要监督。嗯，监督的是谁呢，走马路翻护栏的小民？这就是混淆，这是“曝光”。所谓曝光，往往被理解为“让某某人出丑”，那么让小民出丑，简直是最没有风险又能显示揭露勇气的曝光行为了，事情往往就是这样的。

　　当然，曝光又不尽是如此，偶尔地，新闻的快门也对准了官员，或者企业。还是要注意，曝光与所谓的“扒粪”也是不同的，虽然都是“出丑”，“扒粪”是扒到什么是什么，能扒多深扒多深，为什么说西方新闻逐臭癖呢，曝光是受控的快门操作，多么高雅而有韵致啊，但也因此形成了某种“倒霉蛋效应”，曝到谁，类似于撞枪口，机会有限，人人避之。于是有新闻勒索，假借曝光而要挟；又因为曝光必得记者而有权为之，于是又有假冒记者而勒索的现象，假记者、真记者，曝光竟至于成为一种勒索由头。

　　接下来就要说到另一个不明白，其实也跟曝光有关的，那就是媒体的权力感。这在“央视曝光后仍收费”的表述中可以感知。这个表述的意思是，一个收费站，央视曝光了，就应该立即停止收费。就收费之可恶而言，我巴不得所有的收费站通通关掉；不过，就管理的规则来说，我不能理解为什么央视前一晚曝光了，第二天收费站就要停业。

　　管理有层级，列宁与卫兵的故事是怎么说的。列宁权位最高，但卫兵只认队长和证件。媒体就是媒体，“第四权力”也好，“无冕之王”也好，不是管理权力。曝光再义正辞严，只是舆论，不是指令，只能影响到管理，哪怕曝光准了，改也有过程。见了曝光就“整改不过夜”，比最高指示还能，演戏可以，当成社会机制，就是发昏。

　　央视不是中央，就是中央下令，还得有办理过程。“央视曝光后仍收费”，显示了媒体不应有的权力感。虽然，它做起好事来，似乎相当地大快人心，但“曝光勒索”也建立在这种不应有的权力感之上。

　　有什么办法？新闻是什么，似乎从来就没弄明白过，于是需要另加监督、曝光这样的概念来表示它本来应该做的事。在权力分享的过程中，新闻也越来越沾染权力的毛病，既苦恼于所受的掣肘，又陶醉于呼风唤雨的感受。媒体有级别，曝光像命令；级别越高，媒体越牛气，这就是为什么“央视曝光后仍收费”成为媒体颇觉不爽和不解的事情。

　　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