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文峰案再一次暴露出缺乏监督的‘一把手’权力必然产生腐败。”负责侦办此案的重庆市检察院第五分院检察官说，只要“一言堂”现象在一些单位和部门存在，就很难从根本上遏制腐败的发生，唐文峰案就是最好的例证。（2009年3月17日《检察日报》）

　　唐文峰，原是重庆市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正厅级)，此案最吸引眼珠的是他退居二线后东窗事发。报道称，唐文峰腐败案七大典型性：一是为官早期，还常以“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来警醒自己和下属；二是长期担任“一把手”的经历使他渐渐养成了“一言堂”、“家长制”的霸道作风；三是法律意识相当淡薄，只知道受贿是犯罪，认为挪用公款特别是挪用公款已归还的情况不是犯罪，对于企业改制中的滥用职权更认为不算是什么问题；四是仕途受挫后自感仕途无望，心理失衡，对仕途的追求逐渐转变为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五是爱和企业老板交“朋友”，行贿人叫他“老板”、“大爷”、“老爷子”；六是采用很多新型受贿方式，如打牌收“垫底费”、置换汽车、以远远低于市场价买房等，行贿人还承诺给予其“股份”，并将工程发包给其亲属，为其亲属解决读书、就业问题；七是重庆迄今为止犯罪金额最大的贪官：挪用公款2.18亿元、受贿982万元、滥用职权造成国有资产流失2462万元。

　　透过唐文峰腐败案的七大典型特征，我们可以看到，正是长期在任“一把手”的岗位，给了他“放开手脚”决策、“大大方方”收钱、“畅畅快快”大“赌”特“赌”的机会和胆量，而“一言堂”、“家长制”的霸道作风则是他走向腐败堕落的“敲门砖”。

　　正如办案检察官所说，唐文峰长期担任“一把手”，权力过于集中，缺乏广泛有效的监督，使他养成独断专行的个性，将民主集中制视为摆设，把手中的权力当做敛财的工具。因此，检察官建议，应加强对重点部门和关键岗位人员的管理，完善监督制约机制，扩大民主监督、群众监督的范围和渠道，推行重大事项公开等行之有效的制度，真正做到让“一把手”的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我感到，检察官的建议，切中时弊。应该说，唐文峰之所以能够长期担任“一把手”，靠的也是能力和实绩。但是，当上“一把手”以后，地位变了、环境变了，其为人为官的准则发生了蜕变，腐败也就这么“顺理成章”地发生了。而这种“一把手”腐败现象，在当前各种腐败案件中尤为突出。无论是从发案的绝对数量，还是在查处职务犯罪案件总量中所占比例来看，“一把手”腐败案件发案率和涉案金额都比较大，一些地方和部门甚至出现了“一把手”“前腐后继”的腐败“接力赛”。其教训、其警示，对我们来说是刻骨铭心的。

　　那么，如何防止“一把手”步唐文峰的后尘，避免跌入腐败犯罪的泥潭呢？从上到下已开出不少药方，概括起来就是，既要建立“一把手”不愿腐败的自律机制，也要建立不敢腐败的惩戒机制，还要建立不能腐败的防范机制，只有让这些相关机制互为制约、互为支撑，才能大大减少“一把手”用权腐败的几率。对此，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和警醒。否则，等出了问题再去搞“头痛治头，脚痛治脚”，只能是按下葫芦浮起瓢，事倍功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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