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为文章核心要点 ：

宏观层面的成绩，是个体持续努力与时代机遇共同造就的结果。

时代造就个人，个人也反过来推动时代。

乡镇企业家们的大胆尝试，撞开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缝隙。

84派把握了中国短缺经济的特殊历史时期，经过强势扩张建立了商业帝国。

92派的成功离不开政策大环境改变造就的历史机遇。

互联网企业家们的最大贡献是引入了创始人、估值、融资制度。

“当这个时代到来的时候，锐不可当。万物肆意生长，尘埃与曙光升腾，江河汇聚成川，无名山丘崛起为峰，天地一时，无比开阔。”

在记录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风云变幻的《激荡三十年》中，财经作家吴晓波用这样的恢弘开场，提炼了一个时代的变革。

这句话同样适用于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的发展历程。

1949年以来，中国从一穷二白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普通人感知到的或许是街道更宽阔、家庭更富裕、城市更繁华，但更多的变革在超越普通人认知范畴外的地方发生，并深切影响着每一个人的生活：

农业从“靠天吃饭”发展为多种农产品产量持续位列“世界第一”；

工业从部门单一落后发展为“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

服务业产值占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正带动全国进入“服务经济时代”。

宏观层面的成绩，是个体持续努力与时代机遇共同造就的结果。

身处历史洪流之中，人们往往很难感知时代潮水的方向对个人命运的冲刷和洗礼，但回望起点，却不难看到个体命运在时代大背景下的变迁。

商业经济是观察时代变迁的最佳窗口，它们不只是绚丽的富豪成长史，更重要的是在其中你能看到个人选择对个体命运产生的影响，也能看到时代趋势对普通个体造就的机遇与挑战。

回溯过往，不难看出：时代造就个人，个人也反过来推动时代。

而身处这个时代，我们都是幸运儿。

农民企业家撞开裂缝

1969年7月，浙江省萧山区宁围镇农民鲁冠球，带领6名农民集资4000元创办宁围公社农机厂时，大概不会预料到，这个乡镇作坊未来会成长为一个横跨汽车、能源、房地产等多个产业、营收破千亿的商业帝国；更不会预料到，由田间地头成长起来的这个机构，会成为推动中国经济走向的一支重要力量。

鲁冠球创业的时代，中国的社会结构还是由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组成的“两阶级，一阶层”格局。由于“合作化”运动和“割资本主义尾巴”风潮，农民靠天吃饭的日子并不好过，吃不饱饭是常有的事。

彼时，住在城市、拿着固定工资、在政治意义上“代表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工人是社会最为羡慕的阶级群体。在计划经济时代，城乡因户口所限被严格分离，留给农民进城成为工人的渠道并不多，令人艳羡的身份并不是人人都可以拥有，而农民更不可能自己去开厂做生意。

鲁冠球是其中异类。

上世纪60年代初，出生于浙江萧山区宁围镇的14岁辍学青年鲁冠球，怀着要当工人的梦想去城里当了一家铁器社的学徒工。但运气不佳，受“精兵简政”影响，原本能转正的他没办法留在工厂里，只能再次回到农村。

鲁冠球

回家后，他办过米面加工厂、修过自行车、开过铁匠铺，一旦被村上查封，就换一个行当继续干。终于他被破准使用大队农机修配所的招牌，并在1969年等到了准许大队开农机修配厂的国家文件。

政府的支持终于让鲁冠球的事业具备合法性，但创业之路并不轻松。由于没有原材料，也没有买卖产品的指标，鲁冠球只能从废料站收废铁，从买煤站里挑出来不要的“二煤”，没有交通工具就用自行车带。之后，鲁冠球买到了码头上没人要的一批军工废角料，曾经做大炮剩下的材料在鲁冠球和几个农民手中被制成了种地用的犁刀。

“没有原料我们自己找，没有市场我们在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夹缝中找。”

鲁冠球用锲而不舍的精神，在新旧体制过渡的缝隙中找到了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八十年代，鲁冠球的农机修配厂更名为杭州万向节厂，主要业务从生产农用设备转变为汽车零配件的万向，创造了乡镇企业多个“第一”的记录。

此时的鲁冠球也成为了《半月谈》评出的全国十大新闻人物之一，几年后更是作为中国乡镇企业家代表成为了美国《新闻周刊》封面人物。

和鲁冠球一样想要把握时代脉搏的，还有地处内陆巴蜀之地的刘家四兄弟。

刘家四兄弟境况比鲁冠球要好得多，父亲是县团级领导，陈育新(原名刘永美，两岁时由于家庭生活困难被过继后改名)、刘永言、刘永行、刘永好四兄弟都在政府部门、教育机构和国有企业工作，可以说他们事业的起点就是鲁冠球从小想要实现的人生梦想。

只有县团级以上级别才能订阅的《参考消息》，让刘永好和几个兄弟很早就能看到世界的动向。在无线电技术刚出现不久时，他们就试着组装收音机、电视机，后来仅靠兄弟四人就装出了成都市第一台个人组装电视机。

但有知识、有技术、有开阔眼界的刘家四兄弟，依然还是受限于体制。在组装电子设备的想法被生产队大队书记拍着桌子定性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后，他们天天关注媒体报道寻找那个时代的“风口”，刘永好当时订阅报纸的数量几乎和他工作所在的学校的订阅量一样多。

最终他们选定农业，刘永好的三哥陈育新(刘永美)毕业于四川农学院，有农业相关知识储备，走上这条路水到渠成。

为了获得当地政府支持，刘家四兄弟向县委书记保证每年必须带动十个专业户让他们富起来。从种蔬菜、养猪、养鸡到养鹌鹑，他们逐渐探索出发展路径，也成功实现了承诺——在他们四人的带动下，周边老百姓养鹌鹑的规模超过了一千万只，四川新津也成了全中国最大的鹌鹑养殖基地，之后又成为全世界第一的养殖基地。

刘永行与其兄弟在精心研究鹌鹑养殖

在八十年代后期，刘家四兄弟果断投入数百万科研经费和置地资金，用两年多反复试验筛选，自行研发出可与泰国“正大”饲料相媲美的“希望牌”1号乳猪全价颗粒饲料，每吨价格还比泰国饲料低60元，打破了洋饲料垄断市场的局面，新希望规模随之快速壮大。

同一时期，出生于福建的曹德旺有一个很早就出国做买卖的父亲和出身大宗族千金小姐的母亲，但原本“富二代”的他在家庭经历动荡后并没有过上富裕的生活，反而因为父母都不擅长耕田种地，他忍饥挨饿的概率比一般农村孩子更高。

但曾在日本、上海做生意的父亲对曹德旺商业思维的培养大有帮助。

15岁起曹德旺就开始跟着父亲做起了买卖，他卖过烟丝、贩过水果、拉过板车、修过自行车、种过白木耳、当过厨师、做过果苗销售员，各行各业底层生活的艰辛他都经历了一遍。直到30岁时，他参与筹建福清市高山镇异型玻璃厂，当起了采购员。

和鲁冠球一样看中了汽车产业发展机遇后，曹德旺承包下了自己所在的这家年年亏损的乡镇玻璃小厂，并将主业转向生产汽车玻璃，彻底改变了中国汽车玻璃市场100%依赖进口的历史。

九十年代，福耀玻璃正式登陆A股市场，在随后的发展过程中福耀不仅拿下国内70%的市场份额，同时还成功进入国际汽车玻璃配套市场，成为世界第二大汽车玻璃厂商。

从江浙沿海到川渝内陆，鲁冠球、刘永好、曹德旺这三位成长环境差异极大、生活习惯完全不同的人，在时代的潮水中，奋力拼搏、一马当先、建立事业、打开局面。

由农入商，这是时代赋予有胆识、有想法、肯吃苦的农民阶级的一次致富机遇。而前辈企业家们的大胆尝试，也撞开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缝隙。

从无到有的84派：走进黄金时代

乡镇企业家们拉开了中国民营经济的序幕，在第一波浪潮涌起后，很快，时代为更多人提供了展示能力的机会，第二批企业家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更多普通人的命运被改变。

出身交通系统的王石，1983年通过倒卖玉米在深圳获得了人生的第一桶金。1984年，当骑着自行车途经深圳国贸大厦并得知邓小平到大厦顶层俯瞰特区全貌时，王石预感自己干大事的时机来了。

用倒卖玉米的钱，王石办起了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他用和倒卖玉米同样的思路迅速聚集起自己的原始积累。

1987年，深圳会堂举行了一场国土有偿使用权拍卖会，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土地使用权的“第一拍”。第二年，王石就参与到了拍卖会中，并以2000万元的价格拍得了深圳威登别墅地块的土地，从此正式踏入房地产行业。

在王石看来，从做贸易转变为房地产的逻辑非常简单：当时最有前途的行业，一是快速走进普通人家的家电，二就是市场经济环境下市场必定会非常大的房地产。因为拿不到家电进口指标，房地产就是最好的选择。

价格双轨制催生了“倒爷”这一人群，但并不是谁去做都能和王石一样顺风顺水。

从中国科学院计算所出走的柳传志在一次彩电倒卖中碰到骗局，被骗14万，彼时，以他每月105元的工资补上14万的窟窿需要一百多年。

但所幸柳传志有知识，也有中国科学院计算所作为坚实后盾。在经历被骗、在中关村摆地摊等各种逆境后，柳传志获得了中科院的一笔电脑验收、培训、维护业务，赚到了总价值70万元的第一桶金。

通过这项业务，柳传志顺利和IBM搭上了线，为IBM做销售代理成为联想很长一段时间里最重要的营收来源。再后来，计算机专家倪光南的加盟为柳传志和公司指明了新方向，他研发的联想I型汉卡不仅卖出数百万，也将联想带上了影响全国乃至全球的高速路。

倪光南与柳传志

从事房地产行业的王石，与从事高科技产业的柳传志，一南一北，他们的共同点是，都是受1984年邓小平第一次南方谈话影响“下海”创业的企业家。

84派企业家主要由政府机构、公有企业的工作人员以及掌握高新技术的科研人员组成。他们是改革开放初期的探索者，多具有草莽气息，是政策还没一路亮起绿灯就大胆走在路上的人。

他们大多受益于1977年恢复的高考制度，“知识改变命运”这句话，在八十年代毕业进入工作岗位的这代人身上体现的最为淋漓尽致。

家电三巨头TCL、创维、康佳的总裁李东生、黄宏生和陈伟荣是知识改变命运的典型例子。

李东生、黄宏生、陈伟荣

1982年，李东生、黄宏生和陈伟荣从华南理工大学无线电技术专业毕业，三个人选择了三条完全不同的路：李东生回到惠州老家成为了一名机关干部；黄宏生进入电子工业部直属的华南电子进出口公司，成为了一名助理工程师；陈伟荣则是被分配到了改革开放后诞生的第一家中外合资电子企业——广东光明华侨电子工业公司（康佳的前身），成为了一名普通技术员。

然而，殊途同归。从机关干部走出的李东生和其他两位一样进入了企业，在二十世纪最后的几年时间里一路升级坐到总经理的位置上，昔日同窗开始在同一个行业里比拼。

在84派中，以“砸冰箱”事件影响几代人的张瑞敏是不得不提的代表人物。在1984年这个历史节点上，青岛家电公司副经理张瑞敏被委任为青岛电冰箱总厂厂长。

他接手的不是什么好差事，反而是个不折不扣的烂摊子——一家资不抵债、亏空147万元的集体小厂，工人八点上班九点下班，走进厂内只有一条烂泥路，等到他接手时，这家工厂已在一年内连换四任厂长。

这位“大锤企业家”上任后，在企业管理和产品质量两方面都制定了极其严苛的规章制度，以此来改变厂子里人心涣散、乌烟瘴气的状态。而他对自己要求同样严格，八十年代去北京跑批文，买不到火车票就所有人都花5分钱买一张站票从青岛一路站到北京，到北京后所有人住的宾馆价格绝对不能超过十块钱一晚，一般就只住五六块钱的招待所。

上任四年后，张瑞敏用大锤砸出了中国电冰箱史上第一枚质量金牌。再后来，海尔建成了中国家电业第一个工业园——青岛海尔工业园，张瑞敏成为了第一位登上哈佛讲坛的中国企业家，“海尔文化激活休克鱼”案例被选入哈佛商学院案例库，海尔在美国南卡州建立了生产基地……当时用来砸冰箱的铁锤，也已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

抓住了改革开放初期的时代机遇，84派从无到有，很好地把握了中国短缺经济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经过强势扩张纷纷建立了自己的商业帝国。

尽管时代变幻，曾经引领中国商业发展的很多企业和企业家已经风光不再，但84派敢为人先的精神和做法，对于之后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很多借鉴。

幸运92：现代企业试水者

1992年1月18日，邓小平第二次南巡。在拱北口岸的粤海大厦最高处的旋转餐厅，他说道：“谁反对改革，就让谁睡觉去好了。”

当时，“倒爷”云集、经济过热、物价失控、全民经商的大背景，让所有人犹疑不安：经济特区、改革开放是不是要被“收一收”？邓小平的话给经济特区、甚至是给全国吃下了一颗定心丸。

在徘徊不前的十字路口处，邓小平喊出了继续前进的号令。

受邓小平第二次南方讲话影响，武大毕业的陈东升，在这一年离开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下辖的《管理世界》杂志社，扔掉了享受副局级待遇的工作，一头扎入商海。

如同84派，那一年，和陈东升一样从体制内出来的人相当多，据《中华工商时报》统计，1992 年全国至少有10万党政干部下海经商。

陈东升将自己和这一批人称为“92派”。

下海后的陈东升在多个赛道快速布局：1993年创立第一个全国性的股份拍卖公司中国嘉德，1994年和弟弟陈平一起创立了中国最早的物流和快递企业之一宅急送，1996年创立泰康保险，正式踏入保险业。

就在陈东升创办嘉德的半年后，他的湖北老乡、大学同学毛振华也从国务院政策研究室辞职，决定从事信用评估，他要做中国第一家像标准普尔和穆迪那样的评级机构，于是创办了中国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

刚满25岁的郭广昌则和同学梁信军一起，注册了公司，做起了咨询生意。多年之后，谈到当初下海创业，郭广昌说：“1992年市场改革以后，创业到现在的感受就是很忙很辛苦，但就像一团火焰，燃烧着，很痛快。”

92派的成功离不开政策大环境改变造就的历史机遇。

1992年，《有限责任公司规范意见》和《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两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件出台，10月份“市场经济”被写入了党章。在政策引领下，现代公司制度逐渐建立，这一年成为了中国公司的元年。

这一系列新政影响有多大？直到多年后，陈东升依然记得，“那两个文件出来，我的眼睛瞪的大大的，像学习毛主席红宝书一样揣在我的皮兜里。”

在2016年的一次对话中，陈东升回忆到，“光明日报的报纸。我今天敢吹牛说当时其实看不懂，什么企业的分拆、关闭，稀里糊涂，所以嘉德拍卖完全是抄的，自己没搞懂抄上去，抄了就报，所以‘92派’为什么叫现代企业的试水者。”

因为政府工作背景的作用，92派有着从大格局切入的“大视野”，以及推动改革不断前进的动力和实力。

动力是指他们能够最早摸清改革政策走向，实力则是指过去工作所累积的资源，让他们一下海就能够切入有一定门槛、属于“政策密集型”的管制行业，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向是房地产。

1988年，海南脱离广东独立建省之后，数十万人来海南淘金，海南房地产业进入疯狂扩张期。在当时人口不过百万的海南岛上，房地产公司的数量高达2万多家。于是王功权、冯仑等六个或从机关单位下海，或从体制内铁饭碗出走，或大学刚刚毕业的年轻人用3万块钱创立起了公司，并加入了“炒房”行列。1992年时，他们各自都已经通过炒房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但三年后，职位差别、利益分配的制度带来明显的管理问题：六个人“谁说了都算”导致最后“谁说了都不算”。员工被迫站队，组织运行效率低下，最终分手成为必然。但这恰好帮助他们在海南地产泡沫破灭前安全撤离，转身来到北京继续创业之路。

分手后，万通六君子实现了各自的精彩。

2017年再聚首时，冯仑、潘石屹、易小迪依然还是地产界大鳄；王启富将海帝木业变成了中国木地板业知名品牌；王功权加盟鼎晖投资，投资着多家最终要在国内或国际资本市场上市的企业；刘军则是农业高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过着相对低调的生活。

经济学家管友清曾认为，90年代初期，房地产迎来了一轮发展机遇，但是后来也酿成了一轮比较惨烈的资产泡沫，经过那一轮洗礼的企业家——84派或者92派，对金融风险都有着更深刻的体会。

而在84、92派之后，更年轻的一批企业家成长起来，与前辈们不同，他们赖以腾飞的基础是一个新兴事物——互联网。

科技浪潮造就阳光富豪

1995年，一家名为“瀛海威”的信息通信公司在北京中关村南大街入口处竖起一块大广告牌：“中国人离信息高速公路还有多远？向前1500米！"

一年前，中国通过一条64K的国际专线，全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这成为了中国互联网时代的起始点，一个新的时代从此开启。

瀛海威是彼时从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中淘金的代表，遗憾的是它并没有成功。

但是在瀛海威之后，更多的企业不断成立，他们抓住了20世纪末的互联网浪潮，共同推动中国互联网产业从无到有、从小众到大众、从荒凉到繁华，自身也从中获取了巨大回报。

中关村是这一浪潮中的地标。

科研学者、海归派、高校毕业生们纷纷涌向这个方圆一公里的地方。这是一个曾是一片荒地，后来发展为电子一条街，再后来又成为开发试验区的地方。

联想、金山在此地已经闯出了知名度，清华留美博士张朝阳在此地创立搜狐，在马云还没打开局面之前，苏启强已经把连邦软件的加盟商王峻涛请到中关村，搭建起了电子商务网站8848。

除了知识青年，下岗职工、进城农民、落魄市民都走进了中关村的电子商场，他们站在一个个柜台后招待着来买配件、攒电脑、装系统的人，梦想着能像爱国者总裁冯军一样，从干“攒机”生意的小商贩成长为下一个知名品牌的总裁。

曾经人潮汹涌的中关村电子卖场

高涨的创业热情和人潮汹涌的电子卖场让中关村成为“中国硅谷”的梦想似乎更近了。1999年，中关村不再是个“试验区”，而成为受国家重视和支持的科技园。

同样也是在这一时期，马云从北京回到杭州以50万元人民币创建起了阿里巴巴，马化腾与同学张志东一起在深圳创立了腾讯，李彦宏带着在海外融到的第一笔风险投资120万美元在北京创立了百度。

如今，创投领域已是中国经济中最活跃的部分之一，在这样的创投环境下，除了初代互联网巨头BAT外，更多的新兴公司不断涌现。

抓住第二波移动互联网兴起红利的TMD正在创造着新的传奇故事：从阿里离职的程维创立滴滴，从无到有成为独角兽，用7年时间改变了中国几代人的出行习惯。连续创业者张一鸣以字节跳动旗下今日头条、抖音等十多个产品在中国获得超过15亿的月活数量。曾经人人网、饭否网的创始人王兴，用九年时间将美团打造成为半年餐饮外卖业务交易额高达931亿元的平台。

在面向普通人的消费互联网之外，中国的硬科技实力也在几位科学家和企业家的努力推动下走向世界前沿。

2017年，中微半导体设备公司宣布将在年底正式敲定5nm刻蚀机。没有刻蚀机就无法制造芯片，要知道中国大多数半导体公司仅掌握着生产40 nm和28 nm规格的技术，和世界上最高规格的10 nm半导体技术相差三代，因此中国所需芯片也一直需要从国外进口。

中微5 nm刻蚀机的出现意味着中国不仅有了自己制造芯片的能力，同时还弯道超车成为当下世界的最高规格。走在半导体技术前沿的中国，终于有了在核心技术上突破外企垄断的机会。

中微这家公司背后的支撑者，是一位出生于四十年代的老人尹志尧。他在硅谷工作20年，个人在半导体行业拥有86项美国专利和200多项各国专利，被誉为“硅谷最有成就的华人之一”。归国前，他已成为全球最大半导体设备百亿公司——应用材料的副总裁，等离子体刻蚀事业群总经理。

在花甲之年，尹志尧决定回国创办中微半导体，凭借自己的力量带领中国“破局”。而他也确实做到了——因为中微十多年的努力，美国商业部在2015年去掉了对中国的出口控制，2018年在美国半导体产业市场分析公司 VLSI Research 对全球半导体设备公司客户满意度的评比中，中微位列全球第三。

而在即将开启的5G时代，中国在标准制定、技术专利、基站建设和设备开发等方面均占据优势。

根据德国专利数据公司IPlytics发布的最新5G专利报告，截至2019年3月，中国企业申请的5G通讯系统SEPs（标准必要专利）件数占全球34.02%，位居第一。其中，华为更是以15.05%的占比成为世界5G专利龙头，另外中兴通讯、中国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也进入了全球前十名。

对于华为的领先地位，《华尔街日报》曾评价道：“华为在5G领域的影响力，与前几代无线网络时代中国公司的影响力，不可同日而语。”

同样的，中国人工智能的探索也已经实现世界领先水平。

截至2018年，中国人工智能专利数量以全球占比37%的成绩领先美国和日本，成为全球人工智能专利最领先的国家。从2013年到2018年上半年，中国人工智能领域累计融资金额全球占比60%，超过美国的29%，世界排名第一。曾经的99派李彦宏还在带领着“All in AI”的百度，推动中国人工智能技术进一步探索和渗透。

在前辈陈东升眼中，互联网企业家们的最大贡献是引入了创始人、估值、融资制度。

“海归派的伟大在哪儿？比我们更进步，因为人家有founder，我有一个idea值一千万，一下子5万钱变成一千万，你拿200万，占20%，我还剩80％呢。我出5万块钱占80%，出200万的只占20%。海归派对中国改革开放最伟大的贡献就是引进了创始人制度。还有一个是团队的期权制度。后来看到马云、张朝阳气死了，我创三个企业我是不是当时自己都可以不出钱，（只出Idea）可以占30%、40%，当然，历史不能追溯。”

与世界接轨的创投制度给了科技新贵们凭借自身聪明才智开拓局面、迈向成功的可能性。遨游在互联网和科技浪潮中，他们中的佼佼者成为阳光富豪、知识英雄。

如今，日益完善的创投制度还在源源不断的催生创新、创业的发展。甚至将资本和模式输出到海外，去获取更大市场的红利。

越来越多的企业走在了全球的最前列，他们前面不再有样本和案例，挑战、压力、机会并存。

与前辈们相比，这是真正站在世界领先水平的一代，而时代的脚步仍在前行，他们正在将中国带向更壮阔的地方，每一个普通人的命运也将随着时代浪花迎接更大的机遇与更丰富的选择。

70年的发展给了无数企业成长的舞台，也给了无数人实现梦想的机遇。

回顾历史，不难感受出，“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不是一句由领导人说出、由媒体宣传的口号，它实实在在的藏着一个国家经历的波折和传奇，藏着一批企业寻求突破的努力方向，也藏着新一代人掘金致富的机遇。

吴晓波曾写下“瞭望未来，洪波涌动，日月之行，若出其中。”

新的征途已经开始，而在涌动的历史洪流中，我们每个人都是时代的幸运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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