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4月12日，正当国共两党携手进行的北伐革命取得节节胜利之际，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背信弃义，悍然发动了针对共产党人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7月15日，貌似国民党“左派”的汪精卫撕下伪装，下达了分共密令，在“宁可错杀一千，不可一人漏网”的鼓噪下，大批共产党人倒在了血泊中。曾因大量共产党人云集于此，国民政府中枢所在而被誉为“赤都”的武汉顿时变成了“白都”。中国共产党被迫完全转入秘密地下活动。
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擦干了心中的泪痕，从失败的血泊中奋勇起身，将中共中央机关秘密迁回了昔日的大本营——上海，继续领导和开展第二次中国国内革命战争。
然而，历经了艰苦卓绝的4年地下斗争之后，由于熟知党内机密的高层领导顾顺章与向忠发的相继被捕叛变，匿身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其自身安全顿成累卵之势。同时，各类反动暗探、叛徒、工贼四处刺探钻营，撒开一张张无形的大网，妄图找到中共中央机关，彻底瓦解和破坏上海的地下活动。在白色恐怖越来越严酷的情势下，中共首脑机关在上海已经难以立足，不得不从1931年起，陆续将中央机关秘密迁至江西苏区的瑞金。
红色中央被迫秘迁苏区瑞金
事情还得从1931年初说起。是年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3月，新的中央领导机构组成：总书记向忠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江南省委书记王明、中央宣传部部长沈泽民(4月后由张闻天接任)、中央组织部长康生、农民部长张闻天、军事部长周恩来、中央党报编辑委员会主任王稼祥、团中央书记博古。其中，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为政治局常委。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领导层中，身为总书记的向忠发与身为7名政治局候补委员之一的顾顺章，是在片面、单纯、教条地强调出身和经历的情况下进入领导上层的。也正是这二人几乎给上海的中央机关带来灭顶之灾。
3月下旬，掌管中央特科与交通局日常工作的顾顺章受中央指派，护送张国焘、沈泽民到鄂豫皖根据地，并负责护送一批武器去江西瑞金。临行时，负责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千叮万嘱，要求顾顺章一定要胆大心细、严守党内地下斗争的纪律，任务完成后即刻返回。
可是，在武汉送走了张国焘、沈泽民二人，完成了武器交接之后，顾顺章就将周恩来的叮嘱抛之脑后。他不顾秘密工作的纪律，化名“化广其”，在汉口新世界游艺广场重操旧业，公开登台表演魔术，企图赚点外快一尽欢娱。4月24日，正在台上表演“枪击活人”的顾顺章被叛变邀功的王竹樵发现，当即被捕。
试玉3日，辨才7年。没有严刑拷打，仅是利害诱人，在特务们轻巧的利诱劝说下，谁也无法料到，大革命之初就投身革命，并且为党的隐蔽战线做过大量有益工作的顾顺章就叛变了。
顾顺章的叛变非比一般，由于多年掌控特科与交通，他的身上全是党的最高机密。尤其是上海中央机关的工作规律、方法、诸多领导的驻地、相互联络的手段及任务，他都了如指掌。直到多年后，负责抓捕和诱降顾顺章的国民党武汉特务头子蔡孟坚，在他的垂暮之年还不无遗憾地谈到：“可能改写中国近代历史，顾案关系中共命运甚大，设非共谍钱壮飞截留电报，则周恩来及潜伏上海之共党分子必一网成擒，而予中共以致命打击。”
顾顺章叛变之后，要求去南京面见蒋介石，企图一举破获中共中央领导机关，把中共中央领导人一网打尽。就在顾顺章到达南京的前十几个小时，周恩来单线领导并安插在中统头子徐恩曾身边的地下党员钱壮飞截获了顾顺章叛变并将解往南京的电报。他立刻跳上火车，来到上海，飞速向中共中央报告了顾顺章叛变的消息。
周恩来得到顾顺章叛变的消息后，在陈云、聂荣臻、陈赓、李克农、李强等协助下，立刻采取断然措施，改变中直机关的秘密工作方法，更换各地与上海中央的接头地点和暗号，将常与顾顺章有联系的同志转移出上海。
这样，顾顺章与国民党当局的如意算盘落空了，在上海的党中央首脑机关避免了一次后果极其严重的大破坏。
不过，顾顺章像一条疯狗一样，在上海街头四处搜捕共产党人，先后出卖了著名的共产党人恽代英和蔡和森。在随后不久的6月21日，他设计抓到了当时的党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向忠发因出身工人的经历坐上了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位置。虽然身为党内最高领导人，但那也只是名义上的，负责实际工作的还是周恩来。
向忠发也是个彻彻底底的软骨头。与顾顺章的叛变如出一辙，向忠发还没有被上刑，就跪倒在了敌人面前，并供出了周恩来、瞿秋白等高层领导以及中共秘密机关业已变换的新地址。幸亏事前已得到消息，待向忠发带着大批特务赶去时，周恩来、瞿秋白等已经闻讯转移。
天道还报。向忠发在被捕后的第3天，尽管向敌人不停地摇尾乞怜，但由于供不出更多的党内机密，已经百无一用，被押上刑场处决了。顾顺章行尸走肉般地多活了4年，在1935年国民党情报系统的内讧中，被对手愤然处死。
很快，在稍稍稳定之后，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重新组成，即博古、张闻天、卢福坦、李竹生、康生、陈云，由博古负总责。同时，鉴于上海的严峻现实，党中央已经很难立足并生存下去，经请示共产国际同意之后，临时中央首脑机关全部秘密迁至中央苏区的瑞金。一场事关中国革命前途及命运的秘密大转移就此悄然拉开了帷幕。
周恩来三易装束过险关
顾顺章、向忠发的叛变，使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军委书记的周恩来处于了一个最为危险的境地。由于长期在党内最高层工作，从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起，周恩来就是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国共双方的不少人都熟悉他。到上海从事秘密工作的几年间，顾、向二人与周恩来同是特委负责人，平时相处甚多，彼此非常熟悉对方的生活规律、脾气与秉性。在此严峻形势下，中央指示周恩来务必尽速离上海，前往中央苏区。
1931年12月上旬的一个夜晚，借助暗夜的掩护，周恩来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和安排，身穿藏青色哔叽对襟短衫，下身穿一条蓝哔叽中式裤子，脚蹬一双皮鞋，头戴鸭舌帽，看上去像广东方向的普通工人，在交通员黄平的护送下，乘一辆人力车直奔上海外滩十六铺码头。
为了保密与安全，邓颖超和母亲在狭小的阁楼间悄悄目送他快步离去。
到码头后，他们上了一艘英国的小火轮。此时，中央特科的神枪手，绰号叫“小广东”的交通员肖桂昌正在船上等候，黄平确信无异后上前与肖桂昌接上了头，把周恩来安顿好，离开了码头。
肖桂昌负责全程护送周恩来到中央苏区。
经过几天的颠簸，轮船抵达广东汕头。当地的秘密交通站安排周恩来住进了“金陵旅社”。然而，就在周恩来二人踏入旅社后，他们却发现在楼下拐角处的一个玻璃框里有一张照片，那是1925年汕头市各界欢迎黄埔学生军大会的集体合影照。飒爽英姿的周恩来引人注目地居于照片中央。
事不宜迟，周恩来果断起身，带着肖桂昌立刻离开“金陵旅社”。当地交通站大吃一惊，权衡再三，决定让周恩来二人立即搬迁到该市棉安街一间小旅店去住。
如果说头天的住店是有惊无险，那么次日赶火车的旅途上就着实让人捏了把汗。次日大早，周恩来与肖桂昌匆匆起身，周恩来第二次改易了装束。这次，他身着长袍，头戴礼帽，带上宣纸、画笔、颜料之类的东西，改扮成一个画匠。增加了交通员黄平相送。三人按照计划，准备坐火车到潮安，然后转往大埔。
三人原本买的是二等火车票，谁知上车一看，二等车厢只有他们3个人，太显眼了，于是他们马上挤进人多嘈杂的三等车厢。不料，就在三人汗流浃背地挤进三等车厢时，惊险的一幕出现了。
那位忙碌的检票员认识周恩来
1925年，国民革命军东征时，周恩来曾短暂地担任“东江行政公署”专员。眼前的这位检票员是铁路工人积极分子，多次给周恩来请示过工作。周恩来一惊，一面轻声告知肖桂昌，一面连忙把帽舌拉低，转过脸望着窗外。肖桂昌大惊，他下意识地摸着腰间的短枪，机警地站起来挡住了周恩来。已经明白事态有些不对的黄平在与肖桂昌交换了一下眼神后，主动把车票拿给那个检票员检查。检票员一看是二等车车票，就用手指着二等车厢，示意他们坐错了车厢。黄平连连点头应承，等检票员走后仍坐着不动，这一次总算蒙了过去。
到潮安下车，吃过午饭便换乘轮船溯江而上至大埔。船到大埔，他们又转乘开往虎头沙的小船，在中途青溪站上岸，然后经由此地转往闽西苏区福建永定县。这一带是赤白交界的封锁线，土匪成群，经常拦路抢劫。国民党的队伍在龙冈寨一带修筑了碉堡，设置了关卡和哨所，封锁了去苏区的道路。
为了确保安全，周恩来第三次改换装束，这次他改扮成了当地“土豪”，头戴礼帽，身着对襟府绸长衫，活脱脱像个当地的土财主，那形象连他自己也忍俊不禁。当天深夜，在当地交通站6名武装队员的护送下，他们翻山越岭，攀藤附葛，沿陡峭的小路越过封锁线到达永定境内的乌石村。永定交通站的负责人张发清和4个交通员接过护送任务两天后到达合溪(区苏维埃所在地)。恰巧永定县共青团代表大会在这里召开，周恩来应邀在团代会上作了3小时的形势报告。这时，中共闽粤赣省委已派了两个精干的马夫带了两匹好马到永定接周恩来去长汀(旧称汀州)。
一进入苏区，周围的一切都是那样新鲜，周恩来十分兴奋。他沿途利用休息时间同农民和乡区干部谈话，向他们了解苏区工作的实际情况。12月22日，周恩来到达长汀，这里是中共闽粤赣边区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
周恩来在长汀停留了3天，便骑马向瑞金出发，于1931年12月底到达旅程的终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首府瑞金。周恩来会见了早在这里的毛泽东、朱德以及先期到达的任弼时、项英、王稼祥等同志。第二天，他电告临时中央：一路顺风平安到达“娘家”。
到1934年长征前，由上海进入中央苏区的党、政、军负责同志和有关方面人员还有刘少奇、聂荣臻、博古、陈云、林伯渠、项英、任弼时、邓发、瞿秋白、刘伯承、叶剑英、萧劲光、何叔衡、李富春、张爱萍、董必武、谢觉哉、王观澜、杨尚昆、陆定一、王首道等人。他们大都通过上海经香港、汕头、潮安、大埔、永定、长汀至瑞金这条秘密交通线，历经艰难险阻最后抵达中央苏区首府瑞金，完成了中共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中央首脑机关及其领导人的秘密大转移。
从此，以红都瑞金为依托，中国革命的红色航船继续行进在历史的惊涛骇浪中。
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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