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周恩来的“外交路线图”，印度尼西亚的万隆是难以忽略的一个坐标。1955年春，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抵达万隆，出席亚非会议(即万隆会议)，开启了新中国外交事业的新篇章。

　　“没有周恩来，万隆会议便不可能成功。”已故万隆会议秘书长鲁斯兰·阿卜杜加尼，生前曾这样告诉记者。

　　在独立大厦力挽狂澜

　　万隆是印尼西爪哇省的省会，距离首都雅加达约180公里。那里群山环抱，气候凉爽，有“爪哇巴黎”的美誉。

　　如今的万隆，是印尼第三大城市，人口约250万。市内道路曲折复杂，但万隆会议的举办地——独立大厦，却非常好找。一条“亚非大街”(这条街得名于亚非会议)把万隆市区分成南北两部分，独立大厦就坐落在市中心的临街位置。这是一栋乳白色的三层建筑，一根根旗杆矗立在四周，显示着这个地方的庄重。

　　在独立大厦斜对面，就是万隆最古老的饭店——豪曼饭店。当年，参加万隆会议的亚非各国代表，就是从这个饭店出发，步行到会场的。2005年亚非峰会期间，印尼总统苏西洛和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等与会各国领导人，曾按当年的路线，一路从豪曼饭店步行到独立大厦。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独立大厦主楼大礼堂内的陈设还基本维持着1955年的原貌。礼堂内正中偏左的位置放着一个木制讲台。万隆会议的开幕式、闭幕式，以及周恩来总理的那次著名演讲，就是在那里进行的。

　　记者在印尼驻站期间，曾多次到独立大厦采访，每次站在礼堂内，都会产生时光交错、如同亲历那段特殊历史的感觉。

　　1955年4月18日，万隆会议如期召开。会议的前两天，由于一些反共国家的阻挠，会议偏离了主题，陷入僵局。看到这种情况，周恩来决定改变原定只散发书面稿、不发言的计划，临时要求发表演讲。

　　19日下午，周恩来身着浅灰色中山装，从容不迫地走上了讲台。人们完全没有想到，他的第一句话是：“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他接着说道：“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虽然这种不同在我们中间显然是存在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存异的。”

　　周恩来18分钟的演讲结束后，会场内立刻爆发出长时间的掌声。印度总理尼赫鲁、缅甸总理吴努等站起来与周恩来拥抱、握手表示祝贺。尼赫鲁说：“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演说。”吴努则说：“这个演讲对抨击中国的人是一个很好的回击。”就连在上午还大唱反共调子的菲律宾代表，也忍不住上前与周恩来握手：“这个演说是出色的，十分和解，充满了民主精神。”

　　1980年，在亚非会议25周年之际，印尼政府在独立大厦内建立了亚非会议纪念博物馆。

　　记者看到，在纪念馆的展厅内，除了介绍主办国的部分，照片最大、篇幅最多的就是关于中国代表团和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的内容。其中，一块展板上摘录了周恩来当年的发言：“现在，我首先谈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问题。我们应该承认，在亚非国家中是存在有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但并不妨碍我们求同和团结。”展板旁边陈列着几幅“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的图片。在万隆会议召开之前，国际反动势力和台湾当局相互勾结，企图谋害出席亚非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和周恩来总理，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致使中国代表团部分工作人员和中外记者11人遇难。

　　“他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

　　2005年，当年的亚非会议秘书长、印尼资深外交家鲁斯兰·阿卜杜加尼先生，在家中接受了记者的专访。当时，鲁斯兰先生已年过九旬，但依然精神矍铄。

　　鲁斯兰告诉记者，万隆会议召开前夕，在是否邀请中国参加的问题上，曾经历了一番激烈的讨论。苏加诺总统坚决主张邀请中国，因为“没有中国的参加，亚洲就不完整”。当时，有的国家认为，作为共产党国家，中国的参与可能会让其他伊斯兰国家“望而却步”。“但事实上，亚非各个受到邀请的国家，都表现出积极、热情的态度。”鲁斯兰说，当年，联合国成员国还只有60个，但参加亚非历史盛会的国家就达到了29个，这充分证明，不同意识形态、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是能够坐到一张会议桌前的。

　　鲁斯兰先生让秘书拿出一摞当年的老照片，指给记者看。他说，他对万隆会议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的演讲。“他的演讲非常坦诚。我很敬佩他。他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周恩来入情入理的发言，使会议回到了正常轨道。最后，大会通过了十项原则，内容包括：尊重一切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承认一切种族的平等、承认一切大小国家的平等，不干预或干涉他国内政等。鲁斯兰先生指出，万隆精神的核心就是通过对话解决分歧，实现和平共处。50年来，虽然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对话、求和平的准则依旧适用。

　　“哭声比雨声还大啊！”

　　当年，在周恩来总理抵达万隆后，中国驻印尼大使馆收到了一封署名为“觉醒了的暗杀队员”的信件。信中说，台湾特务组织了一个28人的“敢死暗杀队”，准备在会议期间行刺周总理。在此情况下，当时有报道说，在亚非会议期间，周总理的安全问题面临考验。

　　作为当时华侨社团中华总会的联络部副主任，现年81岁的印尼华人邱章龙，参与组织了中国代表团在万隆会议期间的安全保卫工作。他表示，万隆侨社特地邀请曾为中国辛亥革命、抗日战争做过贡献的万隆洪门洪义顺公会，来担任保卫工作。在迎接周总理的车队时，他们还安排一些会武术、身强力壮的大汉，分散在成千上万的欢迎人群中。

　　会议期间，周总理和陈毅元帅住在达曼萨里10号——华侨郭贵盛的别墅。这栋别墅位于市中心一个独立的高坡上，便于警卫，且交通便利。别墅内使用的全都是华侨自愿提供的家具。为了让自己的家具被选用，侨胞们争执不下，最后只好采取折衷方案——每家的家具都选用一些。为了保证中国代表团的食品安全，侨团派专人去不同地方采购，送交代表团前，华侨们自己都要先尝一尝。此外，华侨们还组织了160多辆新型轿车供代表团使用，自己则充当司机，分批日夜轮流值班。

　　在周总理参加亚非会议期间，达曼萨里10号别墅外，总是围着许多华侨群众。他们从早到晚守候在那里，等待与周总理见面。有一天，周总理从会场回来，天上突降暴雨。他见到在别墅外等候的100多人都没打伞，自己也拒绝打伞，冒雨和大家一一握手问好。所有人都激动得哭了起来。“哭声比雨声还大啊！”邱章龙老先生说到这一动情处，立时热泪盈眶。他告诉记者，虽然已时隔50多年，但他现在做梦时，还是会时常想起万隆会议，梦见周总理。

　　世事沧桑，当记者想要寻访达曼萨里10号时，却发现它已经踪迹难觅。然而，周总理在万隆展现的伟大人格魅力和政治智慧，却不会因一事一物的逝去而消失。

　　人民网-《环球人物》 管克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