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二十大召开之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苏共二十大的最初反应并非论战时所说的那样，从一开始就持反对和否定态度，而是有一个复杂的变化过程。

　　苏共曾暗示要批判斯大林，中共代表团采取回避态度

　　二十大召开后，《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包括米高扬发言在内的苏共公开发表的所有重要文件，而新华社的《内部参考》则详细报道了西方报纸对和平共处方针和米高扬发言的评论，以及苏联为大批30年代政治镇压受害者平反的消息，这在中国社会引起了十分强烈的反响。通过《内部参考》的报道可以看出，各地干部、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工商界人士都感到“吃惊和迷惑”，出现了“各种混乱思想”和“种种揣测”，甚至有人怀疑是翻译时出现了错误。议论主要集中在对斯大林的评价和议会道路等一些理论问题上，普遍的要求是希望中央给予明确解释和指导。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4月上旬。

　　实际上，中共中央虽然事先感觉到并了解了一些苏共对斯大林评价发生变化的迹象，但对具体情况还是一无所知。鉴于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地位不断提高，赫鲁晓夫担任党的第一书记后，特别重视发展与中共的关系。还在二十大召开之前，苏联党和国家的所有领导人不仅分别会见中共代表团，而且还暗示要在大会上批判斯大林。代表团急电请示中共中央，是否出席批判斯大林的会议。接到中央“照常参加”的电示后，代表团经研究一致决定，对批判斯大林的问题不表态，不发言，采取回避政策。朱德在大会发表的贺词中没有提到斯大林的名字，而他代读的毛泽东的贺词则提到苏共是“斯大林及其亲密的战友所共同培育的”。会议期间，赫鲁晓夫在19日宴会上又主动表示，会后将同中共代表团谈斯大林问题。中共代表团确定的方针是“对斯大林的功过不表示意见”，但同意“提倡集体领导和反对个人崇拜的重要性”。于是，2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对赫鲁晓夫的工作报告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以深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总结了苏联的历史性成就，“规划了苏联人民继续前进的道路，同时也指明了各国人民争取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方向”。不过，社论没有提到个人崇拜问题，也没有谈和平过渡问题。

　　中共如何得到秘密报告的文本

　　关于中共中央何时以及如何得到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文本的情况，在中国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根据李越然的回忆，赫鲁晓夫在大会期间就交给中共代表团一份秘密报告。这显然不对。吴冷西回忆说，26日苏共中央联络部派人向中共代表团通报了秘密报告的内容，只念了一遍就把稿子拿走了。后来，新华社是根据3月10日《纽约时报》刊登的报告文本连夜组织翻译并印发中央领导人的。这里也有记忆的错误——《纽约时报》是6月5日刊登出秘密报告文本的，而新华社翻译的很可能只是一些有关报告内容的消息。苏共在秘密报告之后首先向中共代表团进行口头通报是有可能的，但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档案记载的情况是，2月27日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将报告和决议文本(共印制30份)交给了参加大会但未被邀请出席秘密会议的13个共产党代表团团长，要求是“离开莫斯科之前应该将材料交回”。27日和28日苏共中央邀请中共代表团举行会谈，主要内容就是通报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3月1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决定专门印制150份报告文本，并通过苏联驻外使馆寄给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是，3月3日邓小平等从苏联回到北京时便带回一份报告文本。同日，留在莫斯科的王稼祥又书面报告邓小平：苏共中央交来一份经赫鲁晓夫本人校对过的秘密报告的正本，并告文本不必退还，用后可以烧掉。另据薄一波回忆，米高扬4月6日访华时也带来一份秘密报告文本。总之，到3月初，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不仅已经了解到秘密报告的具体内容，而且先于西方得到了报告文本。不过，中共中央并没有及时作出任何公开反应，也没有在内部答复基层党政组织的各种猜测和疑问。在3月10日苏联报刊保密检察总局汇报外国报刊对二十大反应情况的报告中，对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态度只是一些猜测。密切注意毛泽东和中共对斯大林问题如何反应的美国专家也是一无所获。

　　毛泽东定调子：“一是揭了盖子，二是捅了娄子”

　　中共在得到报告文本后，利用各种渠道和方式让人们了解苏联批判斯大林的具体内容。与朝鲜、越南的做法不同，中共没有刻意控制秘密报告的传播范围。不仅在广大党员中照本宣科地口头传达了赫鲁晓夫报告的内容，而且将译文印成小三十六开的册子，只在刊头上印有“内部刊物，注意保存”字样，随《参考资料》发放。同时，《参考消息》上也大量刊登各国对二十大和斯大林问题的反应。这些内部刊物虽然发行范围有限，但并非机密文件，因此散布很快。外文书店甚至公开出售刊有秘密报告的美共英文报纸《工人日报》，北京各大学的学生竞相购买，以至抢购一空。李慎之的印象是，看来毛泽东“并不反对让这个报告的内容从各种渠道泄漏出去”。这至少说明了毛泽东当时并不担心非斯大林化会在中国引起什么严重后果，甚至还以赞同和欣赏的眼光看待之。

　　党内会议：毛泽东“破题”定调子

　　关于毛泽东在斯大林问题上的最初看法，可以从三个方面观察，即党内会议的讨论、公开发表的文章和私人之间的谈话，这三者之间还是有些不同的：公开表态最为谨慎，内部讨论就开放一些，而私下谈话最为自由。由于目前中国相关的档案文献尚未开放，研究者所能利用的主要是吴冷西的回忆录(党内讨论)、报纸和公开出版的文献(公开表态)和俄国档案(毛泽东与苏联大使尤金的谈话)。

　　中共高层对苏共二十大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斯大林问题上。3月11至12日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苏共二十大在破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揭露其错误的严重性方面，具有积极意义，但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全盘否定斯大林是不对的。在3月17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首先“破题”定了调子，认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一是揭了盖子，二是捅了娄子”。所谓揭盖子，就是破除了对苏联和斯大林的迷信，各国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思考和办事了。所谓捅娄子，就是指苏共对斯大林这样一个“重要的国际人物”进行批判，事前没有同其他各国党商量，搞“突然袭击”，大家都没有任何思想准备。毛泽东还提到对和平过渡问题有不同意见，但没有展开讲。在3月19日和24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中共领导人主要谈论的是斯大林在各个时期所犯的错误，特别是毛泽东和刘少奇，详细讲述了斯大林在对待中国和中国革命问题上的一系列错误。邓小平主要谈批判个人崇拜问题，并强调指出，“个人崇拜是错误的结果，而不是错误的原因”。毛泽东还提出，对斯大林应该三七开，成绩是主要的；走社会主义道路前无古人，错误是难免的。会议决定，面对国际风浪，中共应该表态，以支持二十大的姿态，分析斯大林的错误，表明对共产主义前景的信心。4月4日毛泽东主持书记处会议，讨论即将发表的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毛泽东强调指出，从苏共反斯大林中得出的最重要的教训是“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本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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