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国宝级作家马丁·瓦尔泽日前访问中国，与中国作家莫言进行了一场文学对话。莫言在发言中表示对瓦尔泽先生提出的“一个作家要对社会批判，首先指向的是他自己”的观点深有同感，并列举了自己作品的经验，“与其说我在写别人的命运，不如说在写自己的命运；与其说在为别人呐喊，不如说在为自己呐喊。”

　　瓦尔泽先生提到的一个作家对社会批判，首先指向的是他自己，这和我的想法非常的吻合。”莫言在演讲开场指出，“我为什么喜欢写小说，就是因为我能够在小说里把平时很多不能说、不敢说的话在作品里借着别人的口说出来，《红高粱》这么多年以后再回头看是一部年轻时的作品，这里面有感情、有爱情，我当时爱上了一个女子，但是不敢说出来，小说里奶奶在高粱地里躺着那一大段话，把我心里面对一个美好女性的感情全部都宣泄了出来，很多评论家发现不了，读者也发现不了。”莫言幽默而生动的讲话博得瓦尔泽会心一笑。

　　对话现场，瓦尔泽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地摘抄了莫言作品中的很多引文，充分地显示了德国人做事的严谨，在阅读了莫言的《红高粱》和《天堂蒜苔之歌》两部作品后，瓦尔泽发现莫言作品中对历史的表述与德国作家是完全不同的，“德国作家柏尔的很多小说也在写战争，但是我想说德国人对待历史的态度是沉重的，但是莫言的小说里关于战争的描述却是很美好的。莫言讲述的历史没有限制，没有恐惧感。”

　　莫言说，“我写作时抗日战争已经结束很多年了，当时的状态，日本军队是什么样的，我是根本不了解的，就必须充分调动想象力，我虽然没杀过人，但杀过几次鸡，我会把杀鸡的感觉转移到小说里杀人的想象，虽然我没有见过真正的日本士兵，但我已经在电影和小说里见过，然后就在这样的基础上进行想象，想象成‘文革’期间，我在农村期间那些打我、骂我的村干部，穿上日本人的军装，就成了我想象中日本兵的形象，后来事实证明没有人说我写的战争不像。”

　　关于提到作品中的“残暴”和“恶”的问题，莫言坦言可以商榷，是不是可以少一些，或者进行弱化的处理，但是他强调，“我们都希望人性是完美的，但是总有很多的不如意，悲惨事件就有可能发生，作家必须要有勇气面对，而且也应该在小说里面暴露它，我觉得文学不是一块遮羞布，作家应该有勇气暴露丑和恶，当然这会刺激某些读者，让大家看了之后会很不舒服，说，‘作家怎么能写这样的东西，你应该写美好的东西’，但我觉得仅仅描写美好是不负责任的，这是我多年来为自己辩护的一个理由。”

　　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