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伟人，他的重大贡献就在于为中国的前途命运奔走呐喊。细读鲁迅先生动活泼的呐喊，有着特别的历史背景。只有把他的呐喊放在这个特别的历史背景之下，才能真正体会他的生命力和价值。

　　鲁迅的呐喊是带有明显的被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的功利色彩的。我们知道他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行将崩溃、人民革命如火如荼的年代，面对三座大山的压迫，他丝毫没有半点超脱，而是全身心地站在被压迫阶级和阶层一边，以自己的博学和睿智，发出呐喊。举凡对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批判；对段其瑞执政府的凶残的抗争；对国民党反动政府“攮外必先安内”政策的鞭笞；对帮闲帮忙文人的痛斥；对中国农民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对中国妇女解放的呼唤；乃至对封建道德旧思想旧文学的扫荡，无一不是立足于推翻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无一不是立足于劝醒被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努力奋起的。而对于压迫阶级剥削阶级，鲁迅总是无情地撕破他们的嘴脸，绝不抱任何幻想，不相信他们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鲁迅的人格精神也是受人敬仰的。他的诗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儒子牛”即是他的人格精神的极好写照。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曾经以一个无产阶级领袖的眼光褒奖“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中国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诚、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这种评价虽然有所溢美，但也包含了对鲁迅人格精神的精确把握。另外，鲁迅实在是“以刚进取”，宁折不弯，至死不宽恕他的敌人。鲁迅一向是主张“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崇尚的是一种政治现实主义、社会现实主义的态度。

　　鲁迅在现代中国此起彼伏，此伏彼起的命运遭际，在他的立足点与人格精神就可悟其之大概。一般来说，在阶级斗争激烈，敌我阵线分明，社会动荡不安，新旧制度替换之时，时代更多地是呼唤那些敢怒、敢骂、敢斗、敢打的“英雄”之举，而对那些讲“和”、讲“仁”讲“中庸”的作法视若敝履；相反，在社会或政治需要稳定、和谐、融洽之日，即使有矛盾有斗争，为使其不激化以妨碍大局，影响有关的统治阶级的利益。相应的政权组织也会以“和”为贵，“仁”为好，“中庸”为德，而对那些敢怒、敢骂、敢斗、敢打的作法，轻则约之以礼，重则绳之以法。在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还有所谓“文武之道，一张一弛”的说法，这个千年的古训实在是概括出了国家、社会、政治发展变化的基本运动曲线模型。鲁迅正是这个运动曲线模型“驰”极的精神象征。

　　鲁迅先生呐喊的语体色彩也是别致的。我们知道，他的呐喊，除了小说、散文、散文诗以及大量的杂文等体式的不同，更主要的是他的思想常常包裹在一种教文化的叙述、描写、议论当中，加上当时的环境恶劣，他不得不用了“曲笔”，讽刺、幽默、反语、夸张、象征，应有尽有，以致使人不易一目了然，熟记在心的。人们想要倾听他的呐喊，理解他的呐喊，就得花时间，花气力。《鲁迅全集》煌煌十六巨册，精华虽然比比皆是，但毕竟让人在心理上首先感到畏难。对鲁迅先生的呐喊的理解，就像对大量的公理，定律的推算、演绎、验证。尽管鲁迅先生的文章与其同时代的作家相比，已经是精炼得不能再精炼了，但是，毕竟又太繁复。因此，要使鲁迅先生的呐喊成为便于子孙后代铭记的格言，我们实在可以仿效某些语体新编一本《呐喊》，与之一样的语录体，一样的结论式，一样的警句格言式。这或许可以成为普及鲁迅的最佳方式也难说。

　　在当今社会上，出现了视鲁迅式人物于痛恨之中的现象。这种现象让人费解，但究其根本，也就不难理解了。当今社会，人们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思维方式似乎有所复古。遇到痛苦就迷茫，比如我们搞改革开放，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说到底它是一个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过程，但这中间种种政策的出台，如物价全面放开，就不乏怨言，就渴望稳定，就要考虑承受能力的问题。对待别人，就要考虑利害关系的问题。而鲁迅则不然，从不去考虑利害关系的问题，而是或仇或友，或对或错，言之所及，当事人有的还在或当事人不在而其后人在，难免纠缠绕结，恩恩怨怨。他的呐喊既不能作为乱世的福音，也不能作为盛世的福音，他自谓是“投枪、匕首”，锋芒毕露，不留面子，不免让一些人避之唯恐不及，更何况中国人向以“ 柔”为“和”，以“刚”为“烈”，尤其是现在人们的注意力已经转移到了搞经济方面-----广结关系，和气生财，因此，出现这种现象就不难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