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四”以后，知识精英与通俗作家还保持一定的合作关系，最具体的表现是在《小说月报》于1920年实行“半革新”时，由茅盾主持《小说新潮》栏目，通俗作家周瘦鹃与该栏目有紧密的合作关系。

　　那时的所谓新潮就是用白话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在这一年中，周瘦鹃就为该栏目翻译了7个短篇和1个多幕剧(易卜生的《社会柱石》)，此剧分8次连载完毕，也就是说，在12期刊物上，周瘦鹃的名字出现了15次。也许周瘦鹃已自认为他也是“新潮”中的一员了。

　　可是到《小说月报》全面革新时，周瘦鹃就没有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作品的可能了。但是在他主编的副刊上，有的文章还是对新文学作家特别是对鲁迅的作品予以高度的赞扬。

　　他在这些副刊上几乎每期介绍一位外国优秀作家，并刊登小像。这些文章不是周瘦鹃写的，可却是经他的手编发的，至少他表白了自己虽然不能在《小说月报》上再刊登著译了，但对新文学还是与往昔一样，抱有崇敬的心情。

　　在1921年1月，一些通俗作家还学着《小说月报》半革新的刊貌，出版了一本名为《新声》的杂志。其中也有一些歌颂“五四”的文章，这里不妨摘引两段。可是这些通俗作家或通俗刊物上的文章并没有引起新文学家的关注。“先锋作家”为了表示自己的先锋性，往往对“常态作家”采取严拒的态度，这在世界文学史上实属一般的通例；也不可能有什么“统战”的观念。我们常能看到的是“文丐”、“文娼”、“狗只会作狗吠”这样的攻击性的言词。甚至将周瘦鹃等人说成是“斯文流氓”。并且发表宣言，说是“认清了我们的‘敌’和‘友’”：以文艺为消遣品，以卑劣的思想与游戏态度来侮蔑文艺，熏染青年头脑的，我们则认他们为“敌”，以我们的力量，努力把他们扫出文艺界以外。抱传统的文艺观，想闭塞我们文艺界前进之路的，或想向后退去的，我们则认为他们为“敌”，以我们的力量，努力与他们奋斗。

　　我引述当时的一些实例，一方面是想说明“五四”新文化运动不仅是新文学家所倡导的，而且也受到了部分通俗文学家(当时被称为“鸳鸯蝴蝶派”作家)的响应与崇仰的。可是他们的这些言行在这90年中往往被历史所遗忘，因此我在这篇短文略举数例的另一个意图是聊作“为了忘却的纪念”，在被践踏成平地的“坟”前的鞠躬致意。

　　我认为只要这些白纸黑字尚留存人间，总会像被堙埋的文物一样，有待出土的一天，供我们去全面地审视历史的。但到90年后的今天才再来论评，也只能说是一种迟到的纪念了。今天，我们应该抱着一种“有容乃大，多元共生，异中有同，重写史册”的宏大的精神，去继承“五四”所倡导的“科学”与“民主”的优良传统，去规划我们学科的未来。

　　时代周报